吳曉波跨年演講：激蕩四十年 中國經濟的四個動力

　　12月30日，“預見2018”吳曉波年終秀在無錫靈山梵宮舉行，財經作家吳曉波發表了跨年演講，創業家&i黑馬受邀參加。吳曉波以一個寫作者，以及和中國一起成長的親歷者，深入解讀改革開放史（1978-2018），回溯了讓中國發生巨變的激蕩四十年。

　　口述：吳曉波 整理：朱丹 編輯：王根旺

　　在過去四十年里，西方學者們多次認為中國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終秀，中國經濟還是沒有垮。那么問題來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獨特性是什么？我們究竟做對了什么？”

　　吳曉波認為，中國經濟變革有四大動力：一、制度創新，中國的制度創新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二、容忍非均衡，中國從集體貧窮到讓容忍一種非均衡的發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三、巨國效應，中國的人口紅利讓很多企業形成了巨大優勢；四、技術破壁，技術革命不可逆，是一種新動力。

　　此外，吳曉波還攜手吳伯凡、沈曉衛、劉加隆、管清友四位專家，從人、技術、資本、經濟四大維度進行了的預測。

　　以下為吳曉波演講節選，經創業家&i黑馬精編，未經其本人審閱：

　　人生有各種各樣的相遇方式，有一種叫偶遇，人生的拐角處，突然遇到你；有一種叫奔赴，雖千里萬里，你一定要找到那個人。還有一種是等待，我在這片草地下、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你出現。第四種相遇就是年終秀，此時此刻在靈山·梵宮遇見大家，非常感恩。

　　這是我的第三場年終秀，前兩場都在上海舉辦的。年終秀的常規節目是兩個預見：預見過去的一年以及預見即將到來的一年。今年的年終秀有點特殊，因為我們處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我是一個寫作者，也和中國一起成長的親歷者。今天我們讓一起回顧一下改變中國命運的改革開放四十年——1978到2018。

　　激蕩四十年

　　197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全占球1.8%，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極其貧窮和微不足道的國家。今年中國是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占到全球14.8%。

　　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個國家排在倒數第七位。今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9281美元，這個數字代表中國是一個如假包換的中等收入國家。

　　再來看恩格爾系數，1978年，老百姓賺100元錢有60元錢是拿來買食品。今年中國老百姓每月39%的收入用于購買食品，61%用于購買提高美好生活的商品。

　　1978年，中國高樓沒有超過200米，今天全世界10幢最高的大樓中有8幢在中國。

　　1978年，中國沒有一家私營企業，全都是國營企業且在世界五百強中微不足道。2017年，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中國企業數量已經達到了115家，其中有超過25家是民營企業。

　　1978年，全中國人民一樣窮。中產階層在1978年是一個要被鎮壓和被鄙視的名詞。今天中國中產階級數量從0增加到2.3億人口。這是除美國以外，比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都要多。

　　此外，目前全世界70%奢侈品被中國年輕人消費掉的，而且這些消費者的平均年齡是39歲。美國購買奢侈品消費者的年齡要比中國老15歲，而美國網民平均年齡比中國大5歲。在這個意義來談，中國要比美國年輕10歲。

　　1978年，中國一年的汽車產銷是10萬輛。今天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車產銷國。2017年中國的汽車產銷量將達到2940萬輛，汽車成為了很多中產階級家庭的標配。同時，所有和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相關的基礎生產資料，中國都是最大的消耗國。

　　水大魚大？

　　為了今天的年終秀，我專門翻了TIME（創業家&i黑馬注：《時代周刊》）。

　　40年前鄧小平帶領中國擺脫了階級斗爭，被TIME定義為當年的年代人物。

　　1984年，TIME有一期封面是一位中國年輕人拿著可樂站在長城上，封面標題是《中國的新面孔》。1984年中國開始了城市體制改革，中國的馬路上出現了很多的廣告牌、出現可口可樂、中國城市的圍墻開始一堵一堵消失、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個體戶和民營企業……

　　2013年，TIME出版了以《中國的今天非常危險》為封面標題，孩子吹泡泡為配圖的雜志。但僅僅四年之后，TIME刊發了一篇文章《中國贏了》的文章——因為美國總統要訪問中國，為了拿我們2000億美金的訂單，不得不討好我們一下。

　　通過這一本西方的雜志，我們就會發覺中國的變化并非一天發生。如果靜態來觀察，我們發現所有的變化都非常陌生。中國“這只船”這么大，但每天都面對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改革開發四十周年來中國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家庭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怎么解釋？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無法作答。

　　20多歲的費正清（創業家&i黑馬注：歷史學家、漢學家）博士畢業后來到了中國，他在1940年代中期寫了《美國與中國》這本書。這是西方學者第一次把中美對照起來的一本書。當時費正清認為中國正在發生一場現代化運動。這場現代化運動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國決定放棄自己所有的傳統和制度，并將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以及語言作為一個對應體。他認為中國所有的變革是對西方文明不斷沖擊后作出的反應。在很長時間里，這個沖擊反應模式是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現代化的共識。

　　1990年代初，在費正清去世之前，他寫了《中國簡史》這本書。在這本書中他說“對不起，我錯了。”在經過50年的閱歷和觀察后，費正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的發展不是一個沖擊反應的結果，而是自身內在的基因變革和發展沖動的結果。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內在性和動力源。但很可惜，他寫完這本書6個月后就去世了。他很不負責任，中國的動力源是什么？內在動力和需求是什么？他沒來得及的解釋，那時中國還不像今天這樣發展的讓人恐懼。

　　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羅納德·科斯（創業家&i黑馬注：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寫了《變革中國》這本書。在這本書中他有三個結論：一、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二戰以后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二、中國的經濟總量在未來十幾年內超過美國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三、中國經濟的發展無法用西方的制度經濟學來解釋，中國改革的成功是人類行為的意外后果。

　　布熱津斯基（創業家&i黑馬注：美國著名地緣戰略理論家）曾經對中國講過一句話——“西方人關于中國的認識有一半是無法理解的，另外一半我理解了，但對不起，我理解錯了。”這是一個美國最杰出的戰略頭腦對中國的看法。

　　這些聰明的大腦對中國的發展都有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和模糊的認知。在過去四十年里，起碼五次西方學者們認為中國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終秀，中國經濟還是沒有垮。那么問題來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獨特性是什么？我們究竟做對了什么？

　　我問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老師，我說我在寫一本關于2008年到2018年中國十年的經濟史，如果你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十年的話會是哪個詞？周老師說是“水大魚大”。上個禮拜周其仁在演講中提了一個有趣的設問——今天中國變成了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水大魚大”。

　　水是指經濟環境、制度環境；魚是企業。他問如果說“水”不好、中國的經濟很差、中國不適合辦企業，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強怎么來的？如果說“水”很好，那么為什么那么“魚”非正常死掉呢？今天很多的企業家在改革開放40年里在這個國家賺了很多的錢，但他們移民了。2016年，美國的投資移民簽了800個人，很多是咱們中國人。他們為什么要移民？他們為什么認為中國不安全呢？這個焦慮是從何而來？這個問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是一個問號。

　　中國經濟的四個動力

　　到底發生了什么？這也是我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里，寫《激蕩十年，水大魚大》不斷問自己的一個問題。我在書里講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四個動力，今天拿來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第一，制度創新。這四十年變革，是無數多的產業制度、宏觀制度不斷被創新，不斷被重新設計的結果。制度變革，一定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源。

　　但是為什么那么多“魚”會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國的制度創新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中國的制度創新，是建立在一句非常可笑的話上，“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

　　1990年代中期，我到溫州去做調研，替中央寫調查報告。當地有一個叫陳定模（創業家&i黑馬注：1984年任龍港鎮委書記）的人，在溫州螯江圈了一塊地宣布說：我要做中國第一個農民城。然后他拿了一張圖紙，到溫州到處賣給大家，我賣給你房間，你花5萬元可以圈一塊地，隨你造樓。然后樓造完，前面一條馬路，這邊歸你修，對面歸人家修。我去調研時，他已經做了5年。

　　我離開時，陳定模請我喝酒，跟我講了一句話，他說：吳先生，你知道嗎，中國改革開放，所有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所以你必須要支持我。我當時聽到這句話非常震撼，后來我把這句話寫進了《激蕩三十年》。

　　回過頭來看，你會想中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稅收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業改革，哪一項是頂層設計的結果？哪一項改革不是基層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斷突破現有法律的結果？所以中國的制度創新，先天的帶有違法的特點。

　　第二，容忍非均衡。如果時光回到70年代中期，你會發覺，這個國家其實也其樂融融的，每天敲鑼打鼓，每天喊口子，每天餓肚子，每個人都一樣窮。1978年以后發生了什么？每個人的心都變得很躁動。有的人開始聽鄧麗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學，有的人到南方開始倒賣盒帶。一個集體主義、平均主義的國家徹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經典的話叫什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就是開始容忍一種非均衡的發生。

　　但是你會問，1978年以來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是那些智商最高的，學歷最高的人？不是。因為當年這一波人在政府里，在軍隊里，在高校里，在國有企業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沒有離開。誰先富起來的？是那些不識字的，犯了前科的，農民，“投機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結果，不是最優秀的先起來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你會發現，過去的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一個人能不能成為優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沒有關系；跟你智商高不高，沒有關系；跟你所在區域資源豐富不豐富，沒有關系。只跟它有關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來，你敢不敢為了致富而冒險。

　　與此同時，我們國家開始把平均主義的大平臺徹底打翻，國家提出來“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然后我們對外企進行了“超國民待遇”。與此同時，我們這個國家有了很多的區，叫特區、開發區、實驗區、自貿區、自由港。這就是一些允許被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區域。在這些區域中的人和企業，就獲得了優先發展機會。

　　第三，巨國效應。這個詞是我跟管清友（創業家&i黑馬注：經濟學家）聊出來的。他說中國發展（快）是因為什么？是因為我們在座各位腦袋比歐美人更聰明？我們是比他們更勤奮，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們處在一個非常大的國家。

　　我寫《激蕩三十年》時，曾經用過一個例子，1978年月底，北京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柯達膠卷全球總裁看《人民日報》以后，就飛到香港，他在香港遙望對岸就心潮澎湃，自己終于找到一個要發大財的地方，那個地方有10億人口，每一個人買一個膠卷的話，就是10億膠卷。買兩個就是20億膠卷。

　　我們這四十年的發展跟巨國效應有巨大關系。在1978年的時候，這個國家只有不到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將近60%。在1990年的時候，中國還沒有所謂的中產階層，今天有2.3億。

　　今天中國有兩家互聯網公司，一個叫阿里，一個叫騰訊，（2017年）交替成為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馬云和馬化騰的智商比硅谷、倫敦、巴黎、東京同時代的60后、70后更聰明？好象也不是。隨著互聯網人口增加，中國一定會出現一個到兩個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無非他可能叫馬云、叫李云、叫張云。但是一定會出現這個人，為什么？因為我們有太多互聯網人口。

　　第四，技術破壁。任何一個國家不斷進步迭代（都依靠）兩種能力。第一種是制度變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現在很多民營企業家抱怨說，政策像個旋轉門，門開進去以后，轉著轉著自己又回來了。（制度還）有天花板，這個天花板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個東西不可逆，叫做技術。今天中國很多產業變革，金融產業變革，通訊產業變革，媒體產業變革，是制度變革所產生的嗎？不是，所有牌照仍然牢牢的抓在（相關部門）手里。但是，技術使得很多牌照變成了一張廢紙。所以，技術“破壁”是一種新的不逆動力。

　　回過頭來看，這四十年來，中國發展是一輪接一輪浪潮的結果，在1980年代，中國的制造業發展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產業大轉移的結果。隨著歐美國家勞動力人口（成本）的提高，能源價格的上漲，白領人口的增加，沒有人愿意做工廠，怎么辦？好，把大量的工廠騰挪到亞洲地區。恰恰這個時候，中國打開了國門。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國勞動力成本也開始提高，制造業開始出現飽和，這個時候出現了互聯網。互聯網經濟，中國趕上工業革命的末班車，同時趕上了互聯網革命的頭班車。從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聯網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沖擊波，它改變了人和消費的關系，人和商品的關系，人和服務的關系，人和金融的關系。從去年開始，它又改變了人和資本的關系。

　　在全球制造業產能背景，中國又出現了供需崛起和供需錯配。我們所關注的商業模式，都跟這部分有關。同時，瞻望未來，我們看到了很多技術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而這些革命又跟中國的資本和內需的增長，發生了重大應和。

　　所有這些變化，好象老天爺在幫你。所以，如果講一句開玩笑話，1978年以來，如果有個“上帝”的話，他可能是我們“中國人”。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幸運，生活在一個商業好的時代。

　　所以，我們經歷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我記得十年前在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曾寫過這句話：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

　　這就是我們剛剛經歷的四十年。

　　需要致敬的四類人

　　這四十年中，我們需要向一些人致敬。向哪些人致敬？

　　第一個需要致敬的叫做農民工。今天有一個詞叫鄙視鏈，一個階層一個階層的鄙視，農民工可能處在鄙視鏈的最底端。但是如果你要讓我致敬的話，我第一個致敬的是農民工，2.3億的農民工。他們在改革開放的時候，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我們的糧食問題，但是他們要進入到城市的時候，發覺這個國家有很多制度（限制他們），然后他們退回去，洗腳上岸辦了中國鄉鎮企業，然后中國城市化以后，他們又以“不真實”的身份進入到城市里面，付出他們的勞動。今天他們仍然是中國城市化建設的主力軍。

　　年底了，千萬不要克扣他們的工資。

　　第二個需要致敬的人——企業家，他們站在鄙視鏈最高端。在1978年以前，大家在這個270度環屏上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不存在的，1978年以前中國沒有一個私營企業，今天多少？2000萬。今天中國是一個擁有2000萬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也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這個國家。很多人覺得，這一波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這是一群熱愛金錢的人，但是當企業做到一定地步的時候，企業家所賺的每一分錢其實跟自己日常消費已經沒有關系。你在相當的意義上承擔著社會責任，你解決了幾十個、幾千個、幾萬個、幾十萬個人的就業，這些就業者的背后就是幾十萬的家庭。（他們）這些不確定的冒險，改變了中國一個一個產業，改變了一個一個城市的面貌。

　　這些人的出現，以及容忍這些人出現的制度環境，是我們第二個需要致敬的。

　　第三個需要致敬的人——地方干部。這一部分人，在今天其實挺郁悶的，甚至很多文章說，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是人民崛起的結果。在人民崛起的過程中，他們需要一些被革命者，一些被改革者，這些被革命和被改革的就是我們的地方干部。一開始我也是這么想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望四十年，地方干部同樣是需要我們致敬的。

　　有一個詞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義”，這個詞是張五常（創業家&i黑馬注：中國香港經濟學家）在他的《中國經濟制度》書中提出來的。去過歐美國家的人會發現，只要有知名度的人去，當地的市長、州長都能夠接待你，花半個小時聊一聊。中國的縣長縣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卻忙得跟狗一樣。然后所有的市長、市委書記就是董事長，所有的縣長、市長都是總經理。他們跟我們做企業一樣背著KPI，我們有營業收入、凈利潤，他們背著GDP，有財政收入。所以張五常說，中國每一個地方的地方長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當做公司來經營。這就是所謂地方政府公司主義。

　　大家看到這個很瘦的老頭叫謝高華（創業家&i黑馬注：1982年4月至1984年12月任義烏縣委書記），我最后一次見他是15年前，在他的衢州老家，他曾經在浙江中部的一個縣——義烏，當過縣委書記書記。今天的義烏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你在中國地圖上看，說要找一個地方，它能夠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你肯定不會想到義烏，那個地方交通不好，旁邊也沒什么產業基礎，它就是金華中部一個特別小的縣城。為什么義烏能成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沒有什么道理！

　　1980年代初，就是這個老頭，在全中國所有的縣里面第一個允許老百姓在馬路邊擺攤賣東西。然后下雨、下雪，擺攤的老百姓很可憐，怎么辦？搭棚子。這個棚搭完以后，就是中國的第一個小商品交易市場。

　　中國有成千上萬的謝高華，就是這一些人決定性改變了一個地區的經濟面貌。他們手上有比歐美國家市長、州長大得多的權力，但同時他們需要比這些歐美的市長和州長承擔更大責任。對謝高華來講，允許農民在馬路邊擺攤這件事情本身就是違法的，他是需要拎著烏紗帽去干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要致敬這些拿著自己的前途去賭改革的地方干部。

　　第四個需要致敬的人——創業者。今天中國每天有多少個企業創立？一萬個。中國每天有一萬個企業創業，今年誕生了360萬家新注冊企業。但是很遺憾，他們中的95%會在18個月里死掉。中國是一個年輕人創業非常多的國家，同時也是創業失敗率非常高的國家。

　　常常有人說，那么多人創業，那么多倒掉，消耗了那么多資源，這很不道德。但是我問他們，你看到這些創業者中，有哪些人是因為創業自殺的？每年中國有很多人自殺，有因為失戀自殺的，有因為抑郁自殺的，有因為欠債自殺的，有因為創業而自殺的嗎？沒有。這些人都是拿著自己的生命，拿著自己的時間，在創業的過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這一部分人，我們需要致敬。

　　一切尚未命名

　　明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周年，我記得二十多年前自己大學畢業，進入到工作崗位時，很多同事比我大十來歲，他們是誰呢？他們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批高考的畢業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一波人。今年，我經常會接到電話說，曉波你來看看我吧，我要退休了。我當年認識的很多老大哥，在這兩年都要退休了。這一波人經歷了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然后再過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會退休，80后、90后、00后會不斷的崛起。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跟這個時代有什么關系？我有沒有辜負這個時代，這個時代有沒有辜負我？

　　在《激蕩十年，水大魚大》這本書中我寫了這句話：這個時代從不辜負人，它只是磨煉我們，磨煉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有人嘆息青春散場，歷史已經結束了，要寫回憶錄了。但是更多的人開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