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托克托電廠的上馬，不僅使托克托縣完成了工業化，還使這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火電基地。 （資料圖片）
在達拉特旗大樹灣，有的農民變成了漁業養殖戶。 （資料圖片）
達拉特旗白泥井鎮侯家營子村溫室大棚。 賀 強攝
圖① 經過達拉特旗農牧民幾十年的艱苦改造，這里已成為一片豐饒的沃土。 賀 圓攝
圖② 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樹林召鎮耳字壕村“大包干”先行者趙丑女。 （資料圖片）
圖③ 1980年12月1日，《人民日報》對內蒙古農村“大包干”所做的報道。 （資料圖片）
編者按 滔滔黃河一路向東，經歷百轉千回，經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后，掉頭南下，勾勒出一個大大的“幾”字灣。1978年,位于黃河南岸的達拉特旗耳字壕公社康家灣大隊，一位叫趙丑女的農村婦女大膽承包了村里的14畝土地；1978年和1979年冬春之交，黃河北岸的托克托縣中灘公社，則給社員每人劃分了2畝“口糧田”。
1978年，安徽小崗村“大包干”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東風第一枝”。而在幾千里外，后來被稱為“塞外小崗”的耳字壕、中灘的農牧民們，同樣在惴惴不安中躍躍欲試。“咔吧吧”，黃河冰裂了；“呼隆隆”，黃河流凌了。不僅耳字壕、中灘，呼和浩特、伊克昭盟（鄂爾多斯市的前身），乃至整個內蒙古也隨之開啟了一次歷史性的大河破冰。
2018年早春，古老的敕勒川上，“綠柳才黃半未勻”。剛剛播種的田野，還是黑黃的一片。惟有托克托縣樹爾營村水稻育秧大棚里，嫩油油的滿目新翠，叫人眼前一亮。
當年的托克托縣中灘公社，變為中灘鄉后又劃入雙河鎮，如今再劃歸河口管委會管轄。“當年中灘包產到戶時我只有14歲。”撫今追昔，河口管委會樹爾營村農民李廣應無限感慨，“當時的記憶就是吃不飽，如今我們這里成了‘塞外江南’，真像做夢一樣”。
當年率先分田到戶，如今樹爾營村又率先把全村的土地集中流轉到“美源農業合作社”。像李廣應這樣的村民，每年除穩定獲取一塊土地流轉費用外，還能在合作社里打工獲取“工資性收入”。過去就是種玉米、小麥、雜糧，如今合作社把沿黃鹽堿地改造成一平如鏡的稻田，稻田里還養上了螃蟹。以前沿黃小水泊只是用來灌溉，如今合作社也全部流轉過來，水面養鴨，水下養魚。“樹爾營村不僅成了魚米之鄉，也成了富裕之鄉。”李廣應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以種玉米為例，過去一畝地的純收入也就400多元錢。去年我們把鹽堿地改造成稻田，全村的土地由1200畝增加到2000多畝，種了600畝水稻，平均畝產600多斤。按六成的出米率計算，可產大米360多斤。每斤大米10元錢，毛收入就是3600多元。扣去成本，一畝地的純收入有2000多元。”
……
“塞外小崗”與安徽小崗一樣，是中國農村改革40年的一個縮影。而當人們對眼前的變化習以為常時，我們有必要把時間的指針撥向歷史的起點，去追尋改革的初心。
兩次不同命運的探索
81歲的馬義山身板硬朗，別看老人在達拉特旗樹林召鎮劉存圪旦村務農一輩子，但對幾十年來農村的改革發展卻梳理得清清楚楚，說得頭頭是道。“經過幾次撤鄉并鎮，耳字壕也劃歸樹林召鎮了。但耳字壕搞大包干沒有咱劉存圪旦生產隊早，安徽小崗村也沒有劉存圪旦早！”
馬義山講述了一樁往事。早在1973年，達拉特旗樹林召公社白柜大隊劉存圪旦生產隊就曾大膽搞過一次“包產到組”。那年，劉存圪旦全隊共有47戶、186口人，80個男女勞動力，全部家當有耕地500畝、機井4眼、膠車3輛、牛犁5架、百八十只羊、一個半磚窯，再加上一些基本農機具。該生產隊地處黃河岸邊，是典型的“白堿灘”，從遠處望去，白茫茫一片，耕作一年，連籽種也收不回來。群眾有段順口溜：“蚊子咬，蛤蟆叫，天陰下雨走不了。”當時社員吃的是返銷糧，4斤馬鈴薯頂一斤糧食，困難年景就拿高粱面當主食，腌甜菜葉子當副食，但還是吃不飽。
1973年春，公社召開“三干會”，會上給生產隊下達了84000斤的糧食任務。要是按老辦法，正常的年景也很難完成任務。生產隊長馬三滿銀參加了會議，開完會，馬三滿銀回到家對兒子說：“今年我想搞個分組，這樣社員的責任心增強，相互競爭，肯定能比現在產糧多些。”聽了父親的想法，兒子提醒道：“那可是犯法的事情呀！”馬隊長不為所動，“老話說，民以食為天，吃飽肚皮是關鍵”。于是，劉存圪旦實行了“包產到組”，劃小了核算單位，社員們“利益關切度”明顯提高，一改過去“打盹熬滿天，陽婆(太陽)落了算一天”的狀態。一年干下來，糧食產量創造了奇跡，達到113000斤，比計劃增產29000斤。除每人分口糧380斤外，還向國家上交糧食5000斤。
劉存圪旦糧食豐收轟動了整個達拉特旗，不僅當選公社的先進，還獲得了旗里的表彰。就在馬三滿銀和社員們滿心歡喜時，卻被盟里兜頭潑了一盆冷水——路線錯誤：“路線要對，一粒糧食打不下也不怕；路線不對，打下一堆糧食也不行”。劉存圪旦非但不能作為先進典型，還要當作反面教材。年底，盟、旗、公社三級組成調查組，對劉存圪旦“包產到組”徹底叫停，馬三滿銀也被免去了生產隊隊長職務。
從馬義山充滿感情的回憶中,我們感到了農村改革探索之艱辛，也聽到了民心深處窮則思變的律動，看到了打破死水的那第一輪漣漪……
幾年后，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趙丑女做出了同樣的舉動，但她的命運卻截然不同。
“這是孩子們在報紙上找到的母親的相片，用手機翻拍下來發給我的。”陳綠師說，“母親一生勤勞，省吃儉用，沒照過幾次相。這張照片還是她參加勞模大會時記者拍下的，我一直都帶在身上”。說起自己的母親——鄂爾多斯農村改革的先行者趙丑女，陳綠師的話匣子一下打開了。
“我們康家灣大隊居住分散，當年母親到隊里上工要走很遠的一段山路。母親看不慣大集體時社員出工不出力，自己多勞又不多得，就提出自己來承包家門口的14畝地。”陳綠師說，那時候，山梁上的康家灣雖然封閉，但劉存圪旦生產隊搞承包挨處分的事，仍然對康家灣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趙丑女不信邪。她在14畝承包地上打了深井，上了水車，起早貪黑侍弄莊稼。趙丑女承包的這14畝地共分6塊，都是山坡漏沙地，糧食單產只有200斤。但趙丑女包種3年，每年平均畝產在500斤以上。3年下來，這位50多歲的農家婦女，一個人在14畝地上產出的糧食，幾乎占了康家灣大隊50多個壯勞力在80畝土地上產糧的一半。
當年的伊克昭盟報文章《趙丑女靠精耕細作致富》這樣記載：“趙丑女在漏沙坡耕地上奪高產，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開展水土保持和改良土壤，改變生產條件。她通過辛勤的勞動，把斜坡地修成小型水平梯田，打起了地邊埂，用石頭壘起了堰子，這就真正把‘三跑田’變成了‘三保田’。她認真改良土地，把雞蛋大的石塊全部揀出去，將草根和作物茬子刨出去，然后鋪上黏土，使這十四畝漏沙地變成了基本田。二是精耕細作。種植玉米時，她一窩一窩地點種，種下去土地稍有板結，隨時用小鋤松土，以防頂芽造成缺苗斷垅。第一次鋤田，全用小鋤一苗苗地細鋤，基本上做到了單株管理。所有作物都鋤三次以上，追化肥兩次。為了多打糧食，多得到經濟收入，趙丑女把整天工夫全下到土地上了，對株株莊稼苗她都精心管理，一直到秋收。秋收以后她又下苦功夫搞農田基本建設，為來年生產打基礎。由此可見，瘦土薄田年年奪高產，完全是她用汗水澆灌出來的……”
耳字壕公社康家灣大隊又一次轟動了整個達拉特旗。與劉存圪旦不同的是，剛剛走馬上任的伊克昭盟盟委書記千奮勇來到耳字壕，不僅對趙丑女贊不絕口，鼓勵她繼續承包，還把這個典型推薦給當時的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周惠。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千奮勇與伊盟農村改革》一書專門記錄了這個細節：周惠書記特意把一封信帶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這封信的標題是《像趙丑女這樣的包產到戶何罪之有？》。
“不怕丟掉烏紗帽，怎樣增產怎樣搞”，后來擔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協主席的千奮勇的這句話至今流傳。鄂爾多斯市委政研室原主任王進勇介紹，千奮勇在當時的伊克昭盟工作期間，幾乎走遍了每個旗縣的公社。除了樹立達拉特旗趙丑女這個典型，還推廣了杭錦旗巴拉亥公社的經驗，從1979年春季開始，這個公社的新明大隊率先搞了“包產到戶”責任制，糧食比上一年增產43%。盟委在1979年8月，用十幾天的時間組織全盟農業社黨委書記從杭錦旗到達拉特旗“拉練”觀摩。千奮勇還親自撰寫了《包產到戶是伊克昭盟農民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坦途》，發表在報紙上。即使如此，在當時的伊克昭盟，“大、公、平、窮”等“左”的思想還有市場，圍繞“包產到戶”發生的爭論經歷了將近兩年時間。遇到頑固勢力層層阻撓，千奮勇就鼓勵新生力量節節進擊。春風一過萬重綠。到1980年底，全盟73%的生產隊實行了包產到戶。
后來，有中央領導同志曾對周惠說過，包產到戶是安徽、四川和你們內蒙古先干起來的。周惠又對千奮勇說過，內蒙古的包產到戶是呼和浩特和你們伊克昭盟先干起來的。
記者旁白：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從安徽小崗到“塞外小崗”，地隔千里，資訊不通，卻殊途同歸地干起了“大包干”，充分證明了“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而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正是那些勇于改革擔當的黨員領導干部被人民群眾銘記的根本原因。
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
再把鏡頭移回黃河北岸的托克托縣。在這里，大黑河、寶貝河等支流“萬水入黃”，令磅礴的黃河南下，直接劈開了晉陜大峽谷。中灘公社就在黃河和大黑河的沖積扇內,天賜灌溉與舟楫之利,可很長一段時間，這里的群眾就是填不飽肚子。“高級社時大跑步，公社化時一刀切，大躍進時一平二調，‘文化大革命’時‘割資本主義的尾巴’……不把精力放在生產上，老百姓能不窮嗎？”當年的中灘公社下灘村會計王兵厚說。
資料顯示，1976年至1978年，中灘公社的糧食產量一直徘徊在500萬斤左右，畝產只有100斤，連續3年沒有給國家上交糧食，反而年年吃返銷糧。當時，農民一年勞作下來，人均年收入只有30元。其中，河上營大隊的幾個生產隊，不僅分不到錢，還出現了倒掛：誰掙的工分多，誰欠的錢就多。那時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早上銅鈴鈴（高粱面窩窩頭），午飯黃繩繩（用玉米面制作的鋼絲面），晚上碗底照清清（比喻一眼見底的稀飯）。
農民出身的中灘公社黨委書記馬從發知道，大集體時社員“自留地里打沖鋒，集體田里養精神”，導致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1979年春節前夕，馬從發找到了縣委書記賈根寶慷慨陳情：“連續3年靠返銷，中灘百姓已經吃不飽肚子了，是我這個書記沒當好。再不變調（當地土語，意為改革），我這個書記就干不下去了。”從縣委書記默許的眼神中得到鼓勵，馬從發立即找到公社革委會主任菅光耀，“我想把一部分土地分給社員，你愿不愿和我一起冒個險？”菅光耀表示有難同當，豁出來試一試，但沒想到召開三級干部會時，會場炸了鍋。有的堅決反對，有的心有顧慮。馬從發發火了：“解放這么多年，農民還啼饑號寒，我看該是我們一級黨委承擔責任的時候了！農時不等人，有不同意見的可以保留意見，也可以不來工作，就是不能和公社黨委唱對臺戲！”
如果說，小崗村的大包干是自下而上、農民承擔風險，中灘公社則是自上而下、黨組織挺身擔責。
1979年春節剛過，馬從發和菅光耀在下灘大隊帶領群眾風風火火地干了起來，給每位農民分了二畝半“口糧田”，在內蒙古地區率先實行了“口糧田+商品糧田”責任制。結果令人欣喜，改革當年，中灘就結束了吃國家返銷糧的歷史，摘掉了全縣倒數第一的帽子，還上交了16萬斤公糧，成功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
1980年，在總結“兩田”分離經驗的基礎上，中灘公社又大膽提出了“包干到戶”的設想，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當年，中灘公社70個實行“大包干”的生產隊，大旱之年仍獲豐收，不但解決了社員的口糧和牲口飼料、來年籽種問題，還向國家凈交商品糧36萬公斤，比上年增加3倍多。這一事件被新華社《內參》披露后，中央領導批示：“這是群眾自發的‘治窮改富’的有效探索。”這一年，全縣出現了分組作業、包產到組、定額管理和“口糧田”等多種形式的責任制。對此，1980年12月1日《人民日報》以《從“口糧田”到“大包干”》為題進行了報道。
10年前，有記者回訪中灘，卻發現“老典型”落后了：黃河堤壩上泥濘的通村小路，村里的房屋多數破舊老化，雖是收獲季節卻難見青壯年……這一景象，很難與當年輝煌一時的“塞上小崗”聯系在一起。
“幸虧沒有下雨，不然這條從縣城通村的路開車根本進不來”，下灘村黨支部書記池秉義充滿無奈，“下灘村與以前比確實進步很大，但與周圍的一些村社相比落后了。究其原因，是下灘村產業結構調整沒有大動作，絕大多數村民觀念還沒有離開‘種地’。集體經濟空殼化，道路年久失修，很多村民的致富脫貧夢想因路而中斷”。
與下灘村相鄰的河口村卻是另一番景象。這個村在之前實行“大包干”時，主要的村集體經濟也得以保留，并不斷培育壯大。曾在1976年至1992年期間擔任河口村黨支部書記的徐玉河老人回憶說，當時搞“大包干”時，土地、牲畜、農具都分給社員，但有2輛拖拉機、2輛鏟車以及一些水利設施沒有分。上世紀80年代，河口村在原有的集體經濟基礎上補充了一批貨車、客車，組建運輸隊為村里創收，一年收入10多萬元。1994年，村集體繼續調整結構，“淘汰”了競爭激烈的運輸業辦起了磚廠，磚廠的資產總額達到135萬元，讓60多名農民在家門口實現就業。2007年，河口村又依托地處黃河北岸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開辦旅游餐飲業。隨著集體經濟的不斷壯大，河口村村民的自來水、農灌用水、基本醫療保險、興辦公益事業經費等由村委會統一支付，生活用電每人每年由村委會補貼，村民基本實現了“零社會負擔”，這個村也被評為全國500強村鎮。
今年，記者再訪中灘，又見到了當年改革的參與者、下灘大隊原黨支部副支書陶如新。這位年過八旬的老者并不止于懷舊。他說，農村改革就該像黃河的波浪，必須一浪接一浪，否則就算解決了溫飽，也實現不了富裕。
記者旁白：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無數農民也大踏步跟上了時代。這一切，來源于通過改革主動適應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和社會規律的深刻認知。但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倘若躺在歷史的功勞簿上，久則滿，滿則怠，怠則滯。“改革就該像黃河的波浪，必須一浪接一浪”，這話是老百姓總結出來的，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跨越從溫飽到富裕這道坎
與廣大西部地區農村一樣，通過第一輪農村改革，農民很快解決了溫飽問題，但之后通往全面小康的富裕之路并非坦途。特別是像鄂爾多斯這樣自然條件差的地區，發展現代農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毛烏素沙地、庫布其沙漠占了全市總面積的48%，干旱硬梁、丘陵溝壑占了總面積的48%，只有4%的宜農土地。年降水量350毫米、蒸發量卻達3000毫米，水保專家稱為“地球癌癥”的砒砂巖裸露區，每年每平方公里侵蝕規模高達4萬噸。
生產體制和經營機制的紅利釋放以后，雖然解決了口糧問題，但那里的村莊依然如歌里所唱，“一片貧瘠的土地上，收獲著微薄的希望”。出生在達拉特旗的趙永亮對此感受最深。
改革開放頭20年，通過發展羊絨產業，趙永亮得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996年，他在家鄉達拉特旗成立了東達蒙古王集團。不差錢了，趙永亮更有精力審視日益逼近家鄉的沙漠。每年春天，這里的沙塵暴滾滾而起，遮天蔽日直達華北平原，且強度一次比一次猛，范圍一年比一年大，頻率一年比一年高。“我對故鄉最深刻的印象是，春天種了一坡，秋天收了一車，場上打了一笸籮，回家煮了一鍋。”趙永亮的順口溜，源自他對當地生活的深刻理解。
向沙漠進軍，發展沙產業，趙永亮把試驗品種定為沙柳。這種沙生植物，在年降雨量350毫米以下的沙區非常適于生長，抗風沙，耐干旱，具有平茬復壯的生物特性。如果不平茬，反而會枯死。正如老鄉所說“一年綠，二年黃，三年見閻王”。東達蒙古王集團先后投資8000多萬元在福源泉、中和西鄉、永隆泉開發建設了30萬畝沙柳種植基地。他們采取“公司+農戶”的方式，總投資4億元在10條黃河一級支流的小流域建立了32個庫布其沙漠沙柳綜合治理區，迅速輻射形成1200萬畝的沙柳基地。東達紙業公司一期建成年產10萬噸的沙柳制漿配抄掛面箱板紙項目，產值達3.2億元，農牧民增收6000多萬元。
嘗到沙產業甜頭，趙永亮正式開始了“沙漠上再造新農村”。
位于庫布其沙漠東緣的風干圪梁，是達拉特旗白泥井鎮一處荒無人煙的戈壁灘，因風大沙多、干旱缺水而得名。2006年，趙永亮曾在此舉辦燈會演出活動，在集會上，他慷慨激昂：從今天開始，風干圪梁將變成風水寶地！
趙永亮給鄉親們掏心窩子：我之所以把召溝村整村搬遷，把風干圪梁改名為風水梁并培育發展產業，就是為了解決更多農村剩余勞力無處用、基礎設施無人建的問題。鄉親們無土移民、拎包入住、養殖獺兔，我們保設施，保種兔，保飼料，保防疫，保收購。農牧民收縮轉移、集中發展，騰出的沙地成為企業的沙柳基地，讓兔舍成為企業的第一車間，昔日的農牧民成為企業的產業工人……
再造新農村就要大手筆布局。認為“不就是集中養兔子嘛”的老鄉，前來一看就被震住了。一期工程建設了4個園區：一是以汽車修理、汽車配件、加油站、冷庫、特色餐飲、住宿、文化娛樂為主，發展大運輸、大物流、大服務的第三產業。二是建設移民住宅、養殖棚圈、蔬菜大棚，發展特色種植和特色養殖業。三是以沙柳深加工、糧食深加工、獺兔皮肉深加工的循環經濟。四是以幼兒園、學校、衛生院、民俗文化村、倫理道德教育基地等公共基礎設施。從2006年11月9日第一批100戶移民入住新村開始至今，已陸續有5批移民集中入住風水梁新村。移民中，不僅有達拉特旗整村的或零散的村民加入，還有來自黑龍江、吉林、河南、四川等全國12個省區的移民。經過10多年時間的建設，新村現已有移民3103戶，常住人口1萬多人。
除了達拉特旗的趙永亮，在托克托也有一位遠近聞名的人物叫郝爭平。每次從“胡服騎射”雕塑前走過，郝爭平都要駐足良久。“這個雕塑是在‘大包干’后樹立起來的。縣里賦予它的含義就是要不斷改革。”托克托縣河口管委會郝家窯村支書郝爭平說，“郝家窯原來也是中灘公社的轄區。在中灘公社為糧犯愁、為糧奮斗、為糧局限的日子里，我一度離開了這片土地。當初背井離鄉的原因非常簡單，就是餓的”。
郝爭平由中灘公社的“首窮”成為今天的致富帶頭人，正是在一波又一波的改革發展大潮中實現了自我超越。“大集體時我家勞力少工分少，口糧都領不回來。最慘的時候一家人喝了3個月的葫蘆湯。”如今，郝爭平家430平方米的自建別墅，開窗就能見到黃河。別墅后面，是沿山修建的古色古香的窯洞，旺季每天能接待1000多人的“吃住行游購娛”。“中灘公社分田到戶時，我已在呼和浩特學木工，后來又當建筑小工。飯是吃飽了，卻品嘗了另一種艱苦，住的平房特別冷，鉆被窩后得一件一件地脫衣服。”
咬得草根，百業可做。郝爭平先后當過瓦工、油工、電工，在呼和浩特干了幾年又轉戰包頭，成了“包工頭”，終于有了經濟實力。土地到戶20年后，家鄉的父老也就是解決了溫飽。許多人到包頭找他想跟著干的時候，郝爭平卻一個也沒收。一伙鄉親說他“人一闊、臉就變”，郝爭平笑而不答。隨后，郝爭平回到郝家窯，告訴鄉親們：這次回來，我就不走了！
有了積累、開了眼界的郝爭平率先開始搞“黃河鄉村旅游”，先后在郝家窯帶領鄉親干起了米面加工、池塘養魚，并果斷地把種植農作物的土地全部種上葡萄。2000年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后，他的“示范效應”更加凸顯，目前全村種植葡萄1500畝，果實成熟時無需推銷，靠游客“體驗式采摘”就銷售一空。目前，郝家窯村已有33戶農民開起“農家樂”，吸納了全村120名村民。2017年，全村人均收入達到了26500元。
昔日種田吃不飽肚子的郝家窯如今已將耬、犁、石碾等農機具全部搬進“黃河濕地民俗館”，全村人把土地流轉集中建設“沿黃旅游休閑中心”，打造“旅游+民俗”“旅游+體驗”等田園綜合體。
在達拉特旗，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視察內蒙古，提出完善龍頭企業與農牧民利益聯結機制要求之后，達拉特旗對轄區內龍頭企業逐戶進行調查研究，按照“一企一檔”原則對全旗45家涉農龍頭企業進行重新整理分類，引導更多企業與農牧民建立利益聯結，確保形成一個產業有一個典型龍頭企業，一個產業有一個典型聯結模式，有效保障農牧業健康發展、農牧民持續增收。
目前，達拉特旗已經形成服務協作增動力、規模經營提質量、訂單合同促保障、股份合作共當家、訂單貸款解民憂等多種聯結方式。以東達公司為典型，積極發揮龍頭企業帶動作用，把養殖戶生產作為自己的第一生產車間，變養殖戶為產業工人。以正時公司為典型，采取“政府牽頭、農民出租、企業承包、返聘工人”的模式，通過政府引導，經村集體協商，農牧民將土地以整村出租的方式流轉給正時公司集中經營，流轉出土地的農牧民可被優先聘用到正時公司打工，既增加財產性收入又增加了工資性收入。截至目前，達拉特旗共注冊涉農企業568家，其中培育形成國家級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2家、自治區級10家、市級33家，農民合作社1415戶。
記者旁白：40年前，“大包干”精神成就了“小崗夢”。如今，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農村的繁榮發展、農民的全面小康依舊是全體國人的期待。這其中，需要工業反哺，資本助力，但歸根結底，還是要依靠持之以恒的改革。跑好全面小康這場馬拉松的關鍵一棒，是對“小崗精神”和改革開放的最好紀念。
開啟轉變發展方式的深刻變革
自從耳字壕公社、中灘公社激起第一朵農村改革浪花，達拉特旗、托克托縣，乃至鄂爾多斯市、呼和浩特市正逐步改變過去的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發展方式，轉為與天和、與地和、與人和，迅速掀起一輪又一輪新的改革浪潮。
改革開放是最大的天時。順應經濟規律，“與天和”，廣大農村地區終歸要迎接工業文明的曙光。
“有學者說，黃河哺育的是農耕文明。我想說，作為母親河，黃河一樣能孕育出工業文明的碩果。”托克托縣委書記郭志剛說，“我們這里‘地下沒寶，地上沒草’，怎么搞工業？改革的先行者就利用鄰居準格爾旗的煤炭、國家的黃河水指標，上馬托克托電廠，為全縣的工業化奠了基。”
托克托縣建設坑口電站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縣內地勢平坦，交通便利，距鄂爾多斯市黑貸溝煤田僅60公里，流經縣內37.5公里的黃河可提供充足的地表水源。托克托電廠是國家“十五”期間重點建設項目，是國家規劃的準格爾能源基地和“西電東送”北通道重要的大型電源項目之一，是向京津唐電網送電的大型坑口電廠。從最早的規劃設計到正式投產發電，走過了整整20年。如今，10號機組也于2017年4月底試車發電，托克托縣成為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基地。隨著大唐托電的建成投產并網發電，托克托縣發生了鳳凰浴火般的重生——由傳統農業縣向新型工業縣的歷史性轉變。隨著大唐托電的開工建設和正式投產發電、托克托工業園區建成，托克托縣的經濟發展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依托資源而不依賴資源，鄂爾多斯從高起點、高科技、高效益、高產業鏈、高附加值、高度節能環保入手，著力改變“傻、大、黑、粗”的地區形象，把地方煤礦由1900多座壓縮到200多座，把平均回采率由不足30%提高到80%以上。構筑起“大煤田、大煤電、大化工、大循環”四大產業體系，形成了以煤炭、電力、天然氣為主的能源產業集群，以煤化工、天然氣化工和氯堿化工為主的化工產業集群，以絨紡、制衣為主的羊絨服飾產業集群，以汽車、發動機制造、煤炭采掘機械為主的制造產業集群，以中蒙藥、生物制藥為主的現代醫藥產業集群，以沙柳造紙、甘草制藥、沙棘食品為主的沙草產業集群。
順應自然規律，合理調整生產力布局，成為鄂爾多斯“與地和”的重要抓手。
過去的伊克昭盟給外界的印象是荒涼、貧窮、落后，8個旗縣中有5個國貧縣、3個區貧縣，廣大農牧民千百年來靠天吃飯、廣種薄收，脆弱的生態環境不堪重負，年均向黃河輸入泥沙1.6億噸。確立建設“綠色大市”目標后，鄂爾多斯規劃確定了優化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啟動建設無人居住的生態自然恢復區，以退為進，促進生態自我修復。通過轉移農牧民和發展沙草產業，植被覆蓋率由不足30%提高到75%以上，森林覆蓋率達到30%，累計減少入黃泥沙5億噸。全市著力改變傳統落后的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靠天養畜”為禁牧舍飼，變廣種薄收為集中建設沿黃現代農牧業經濟帶。沿黃3000多平方公里沖積平原上，如今已形成60萬畝規模化節水農牧業示范基地、10萬畝高效農牧業基地、百萬畝肉羊養殖基地、萬畝標準化溫室種植基地。
在達拉特旗，全國種糧大戶王五命成了“明星人物”。自幼務農的他和妻子呂金榮在土地上刨生活，一年下來，手里基本沒有余錢。進入園區后，王五命堅定了種糧的信心和決心。他開始大規模承包土地，以工業化生產模式擴大種植面積，先后投資130多萬元購置了多臺農機具。到2016年，王五命的種植面積突破了4100畝，糧食產量達到1700噸，創下了種糧戶家庭年收入80萬元的全旗最高紀錄。“以前考慮到土地承包期快到了，我們想改良土地都不敢隨便投入。”52歲的王五命充滿喜悅地說：“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我還要放手大干一場！”
順應社會規律，“與人和”的突出的表現就是城市反哺農村，向農牧民延伸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10年前的一天，鄂爾多斯東勝區泊江海子鎮石股壕村農民張美失眠了。搬進城里本應高興，可是“幸福的擔憂”也來了：過慣了土里刨食的日子，城市生活能適應嗎？工作好不好找？孩子去哪上學？和張美一樣，患上“進城焦慮癥”的還有鄂爾多斯幾十萬農牧民。
“縱觀世界，由城鄉分割逐步走向城鄉一體化發展，是各國推進現代化必須經歷的過程”，時任鄂爾多斯市市長、如今擔任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杜梓對此深有研究，“城鄉一體化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社會、經濟復合系統，涉及產業發展、城市布局、觀念融合等各個方面。鄂爾多斯成功轉移農牧民40萬人，關鍵是做到了四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規劃、統籌城鄉人口布局、統籌城鄉產業發展和統籌城鄉公共服務”。
后來，張美搬進了新城康巴什一個由政府出資興建的移民小區，住進了96平方米的單元房。丈夫參加了政府辦的免費就業培訓班，并在鐵路上找了一份工作，張美自己則去了一家羊絨衫廠打工，孩子進了離家不遠的一所中學就讀。“現在一個月收入就有5000多元，比過去在村里一年的收入還多。”
管理創新也向農民傾斜，鄂爾多斯推出了短缺時代才有的“糧票”和“房票”。
所謂“房票”，就是“鄂爾多斯市東勝區房屋兌換證”。“房票有1平方米、2平方米、5平方米、10平方米、20平方米、50平方米、100平方米7種面值，房票正面是平方米數，背面印有幾類地段、單價、評估價，還有二維碼信息，有住戶姓名、身份證號、發放日期，可以做到全程跟蹤。”東勝區房屋與土地兌換憑證管理結算中心業務大廳主任耿濤告訴記者，“東勝區把農村棚戶區改造和房地產去庫存兩篇文章聯合起來做、兩道難題一起解，房票結算中心負責棚戶區拆遷戶房票的發放、兌換、轉讓、結算，房屋運營管理公司負責房屋的運營、分配、使用，構建了涵蓋拆、移、售、租、建、補的完整工作機制”。
烏審旗實行了糧食產后服務的“五代”模式，即利用糧食部門自身倉儲經營條件，為農戶提供糧食代儲存等有償服務。在通過契約方式保障農戶糧食所有權的同時，將糧食經營權以“定期”或“活期”的形式讓渡給企業，農民可按約定提取糧食或折現，有效解決了農民存糧難、賣糧難、糧賤傷農等“豐收的煩惱”。
前不久，無定河鎮河南村村民趙懷義來到烏審旗宏豐糧油購銷有限公司糧食產后服務中心辦理“糧票”，一個寫有自己名字的“糧食存折”。“糧油公司新開的這項業務利民惠民，糧食收獲后存放在自家，不僅占地方，還容易霉變或被老鼠等糟蹋發生損耗。”趙懷義高興地說：“服務中心就建在我們村里，存糧食很方便，不僅有利息，還能隨時提現提糧或者兌換其他商品農資。”2017年趙懷義家收獲了9萬公斤玉米，向糧油公司銷售了7萬公斤，這次在服務中心儲存了1.8萬公斤的“糧票”。
記者旁白：重溫改革歷程，并不是為了自我陶醉，而是重溫改革當初為了什么而出發，依靠什么而成功，想要走到哪里去。歸根結底，是為了在新時代深化改革、繼續開放。面對改革進入深水區，面對眾多難啃的“硬骨頭”，更需要我們振奮銳意改革、大膽改革、創新改革和持久改革的信心和勇氣，奮力將改革進行到底。
結 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關注內蒙古的建設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曾這樣比喻，“蒙古馬雖然沒有國外名馬那樣的高大個頭,但生命力強、耐力強、體魄健壯。我們干事創業就要像蒙古馬那樣,有一種吃苦耐勞、一往無前的精神。”如今，“塞外小崗”乃至整個內蒙古都在以這樣的精神，持續推進農村改革，努力繪就亮麗的祖國北疆風景線。（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陳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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