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正街一角。 （資料圖片）
1992年8月28日，漢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場大樓竣工開業。 （資料圖片）
漢正街品牌服飾批發廣場（2007年4月攝）。 （資料圖片）
圖① 武漢漢正街“門牌”。（資料圖片）
圖② 上世紀80年代初的漢正街小商品市場。 （資料圖片）
圖③ 上世紀80年代初的漢正街個體攤棚。 （資料圖片）
編者按 1979年，武漢漢口。一條長度1632米、有著500多年歷史的老街，成為我國商品流通體制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它，就是漢正街。面對當年物質短缺、產銷脫節、渠道單一、群眾物質需求日益增長的經濟狀況，漢正街小商品市場應運而生，率先探索在城市恢復、發展個體經濟，建立商品自由流通市場，并成為“買全國，賣全國”的典范。然而，隨著全國各地小商品市場不斷成熟，經營理念不斷升級，漢正街這個曾經的商品流通改革的弄潮兒漸失風光。如今的漢正街能否找準定位、重新出發，取決于其能否解答好新的時代課題。
漢正街興起于明朝成化年間，名號取自古漢口之正街，是“漢派”商業文化的發祥地，至今已有500多年歷史。漢口依托長江、漢水兩條黃金水道，歷史上曾有過“十里帆檣依市立，萬家燈火徹宵明”的商貿繁榮景觀，素有“貨到漢口活”之譽。
1979年9月，103位個體經營戶開始在漢正街持證擺攤，漢正街小商品市場“一炮而紅”，以致當時流傳一句話：要看對外開放，得去深圳；要看對內搞活，得到漢正街。40年來，漢正街從最初103位個體戶，到如今商戶數以萬計；從只能單一經營小百貨，到如今所售商品涉及10多個專業大類30多萬個品種；從創業之初的一條千米窄街，到如今的現代商貿區。“如果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思想、理論領域里開啟了一扇追求真理的大門，那么漢正街則是在實踐領域，開拓著符合中國國情的市場經濟發展途徑。”湖北省作協原副主席劉富道在他所著的《天下第一街——武漢漢正街》一書中表示，漢正街人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不斷突破計劃經濟束縛，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全國第一，成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和“風向標”，也由此成就了“天下第一街”。
“吃螃蟹”的一百零三將
改革開放之初，為什么漢正街能站上時代潮頭？多年研究漢正街模式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朱延福教授表示，這是因為漢正街具有不可多得的傳統優勢和區位優勢。
在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我國的絕大部分人口在農村。即使在城市，市民消費也主要集中在日用小商品領域，城鄉居民消費差異不大。隨著改革開放步伐加快，城鄉居民的物質需求日益增長。當時，商品流通領域被國營企業壟斷，各地日用商品短缺情況嚴重。“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對小商品的需求也日益旺盛，漢正街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逐漸成長起來的。”朱延福介紹說，1979年，漢正街實行了以民營經濟為主的所有制結構變革，打破了國有和集體企業對商業的壟斷。同時，漢正街商戶最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長途販運經營，突破了商品流通的區域壁壘，讓人們重新認識到了搞活流通的巨大價值。
彼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思想解放正在中華大地醞釀、萌動。1979年9月，還頂著武漢市革命委員會牌子的政府管理者們，發布了這樣一份紅頭文件：要恢復和發展集市貿易，恢復和發展個體經濟，給個體工商戶頒發營業執照。漢正街正是武漢硚口區工商局的改革試點。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們，可能無法想象計劃經濟時代商品流通效率之低，社會對商品經濟誤解之深。那時，小到一枚紐扣，大到一輛汽車，都必須嚴格按照“政府下達生產計劃——企業生產——國有商業部門收購后定價銷售”的路線圖運行，最終才能到達消費者手中。
市場要建了，人從哪里來？據時任硚口區工商局局長的任正運介紹，當時決定恢復和發展個體經濟的初衷之一，就是安置社會上越來越多的待業青年。可實際上，漢正街最早的103戶個體戶中，大多數是重操舊業的老商販，真正的待業青年并不多。“當時大多數人都不敢貿然從商。當個體戶風險太大。”任正運說。
首批103戶商戶之一，曾是漢正街首個萬元戶、百萬元戶的鄭舉選就有過這樣的經歷。1979年，時年39歲的鄭舉選接過15元換來的個體經營執照時，內心忐忑不安。“我不想再走這條路，但是我除了干這個，也無路可走了。我還有三個伢要讀書、要吃飯。”盡管心里沒底，但迫于生計，鄭舉選還是操起了老本行。
從漢口利濟路到永寧巷口子，1000多米的老街里，近百商戶開始就地擺攤，占道經營，南來北往的顧客帶著新奇的目光，打量著，詢問著，叫賣聲、吆喝聲此起彼伏……一傳十、十傳百，漢正街市場的規模越來越大，聲勢越來越旺。在歷經多年沉寂之后，漢正街火起來了。
“買小商品，去漢正街”漸漸成為人們的共識，紅紅火火的漢正街小商品市場也引起國家層面的重視。任正運回憶說，1982年l0月，國家工商管理部門在漢正街召開現場會，好多地方的工商局負責人都來了。“之所以選在漢正街，就是因為這里搞得早，個體戶多，商品多，名聲在外。”任正運說。在開會之前，當時的硚口工商部門為了讓人氣顯得更旺些，采取了變通的方法，給一些“半邊戶”（男人在城里，女人在鄉下）發放臨時執照。“不是要摸著石頭過河嗎？發臨時執照，有一個退路。如果一旦不被認可，可以再收回來。”
同樣在1979年，乍暖還寒時節，全國工商局長齊聚北京，提出在打擊投機倒把的同時，要更好地促進商品流通，活躍市場和方便群眾。兩次因“投機倒把”被定“罪”的鄭舉選，對這些話有更深刻的理解。
1979年6月，鄭舉選被釋出獄，機遇也隨之而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國家政策開始“松綁”，鄭舉選等103位漢正街的個體經營者拿到了個體工商戶執照。
鄭舉選雖雙目失明，但做生意的套路比誰都“看”得清。他生性豪爽，在商不言商，義字當先。比如，市場價格是波動的，上次賣給客戶的貨物跌價了，客戶下次來進貨時，他會將差價退給對方；有時被騙了，他也不計較，心里知道就行了。這反而讓對方覺得愧疚，為他贏得了一批固定客戶。手下的員工也從不做假賬，訂假合同。
上海運來一船彈珠找銷路，漢正街沒人敢接，他全要了；武漢打火石廠發不出工資，成噸的貨壓在倉庫里，他對廠長說“全部拖來吧”；毛筆廠的零碎竹節堆積如山，要搬掉這座垃圾山要耗費很多勞力和財力，他對廠里的領導說，“賣給我吧”……
這類例子舉不勝舉，鄭舉選最大的“板眼”（武漢方言，意為“本領”）就是讓堆積如山的貨在他手里盤活。
鄭舉選總結他的經商經驗，一是薄利多銷：一根針只賺1厘錢，但他一年能賣出1億根，僅此一項，就能成萬元戶。何況，他當時經營著數百種這樣的小商品。
二是講誠信。鄭舉選告訴記者，“我別的不會，只會做生意這一條獨路，這條路走不好我就沒有路了，所以我要規規矩矩做這個行當。不管是賣給我的，還是從我這買走的，我從不讓跟我打交道的人吃虧”。
鄭舉選沒讀過太多書，沒學過手藝，沒上過商業學校，但他卻有四頁紙共五六十條的生意經。例如，與合伙人有關的“親兄弟，明算賬”；有商品包裝的“貨賣一張皮”；有資金回籠的“蘇州打貨杭州賣，賺多賺少圖個快”“寧可當年收五斗，不可隔年收一擔”；有關于企業管理的“一個鹽船怕一個釘眼”……
漢正街幾年前做了一項搶救商俗文化的工作，在專家學者座談會上鄭舉選第一個發言。他說：“雖然時代在變，但誠信不能變。不管電子商務、移動互聯網等新型商業模式如何，誠信經營不會變，因為靠‘忽悠’經商長久不了。”
漢正街從其誕生起就是一個“江湖”，40年已更迭了三代人，有最初聚集在“老三鎮”的103戶街坊鄰居，有上世紀90年代初的大批加入者，還有如今頂著博士、碩士頭銜開啟現代化營銷模式的年輕人。鄭舉選說，勤奮和誠信是漢正街的基因，只要把這些東西融會貫通，做生意就不會吃什么大虧。
漢正街的星星之火，點燃了我國小商品市場的燎原之勢。帶動了流通領域改革步步深入，城市改革層層推進。一時間，全國商品市場發展風起云涌，市場經濟大潮迅猛涌動。
記者旁白：漢正街探索率先恢復、發展個體經濟，沖破了國營商業一統天下的格局，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進程中邁出重要的一步。至1983年，漢正街個體經營戶已發展到991戶，銷售額達1.2億元。
作為勇吃“螃蟹”的103將之一，鄭舉選不僅是一部“活著的漢正街歷史”，更是漢正街誠信經營、勤勞致富的代表。近40年來，漢正街的商戶在變，環境在變，經營模式在變，但在商言義、義字當先的經營理念沒有變，勤奮、誠信的漢正街基因沒有變。
在爭議聲中發展壯大
在漢口利濟南路與三曙街交匯處，立著一個牌坊，上書“漢正街小商品市場”幾個大字。牌坊設立之初，商戶歡欣鼓舞，從沒有市場到開放市場，這無疑是一個巨大進步，也給商戶吃下了政策長期穩定的定心丸。可是慢慢地，這個牌坊卻又成了戴在商戶頭上的“緊箍咒”。為何？只因為商品市場幾個字前，還有一個“小”字。既然“小”，那么大的商品就不能賣。
據漢正街的老商戶回憶，1984年到1985年，漢正街不許賣大商品，誰要賣就罰款。可以賣童裝，但不能賣長袖襯衣；可以賣扣子型電池，但不能賣838型計算器……總之，規矩一大堆，腦子不好的人都記不住。一個“小”字，帶來的問題可不小。
熟悉漢正街歷史的人都知道，這里自明清以來就形成了頗為成熟的雨傘市場，老字號“蘇恒泰”便誕生于此。可有了“小”的束縛，能不能在漢正街賣雨傘成了一個大問題。1981年來到漢正街的王仁昌，不信這個邪。他專門跑到武漢青島路小百貨公司買了10把傘，帶著發票去問硚口區工商部門負責人：“在國營小百貨公司買的傘，算不算小百貨？”負責人無可奈何地說：“這是大小百貨交叉的商品。”這個問題，如今看來可笑，可在當時是非常嚴肅、非常認真的問題。最終，王仁昌如愿成為漢正街首家經營自動傘的商戶。
很快，新的難題出現了。當時，三級批發體制牢牢控制著商品流通與價格，漢正街的商戶們雖然領到了個體營業執照，可是他們卻沒有被賦予批發、販運的權利。作為個體戶，既不能批發，又不能販運，咋做生意？很多商戶開始觀望起來。
當時的管理部門一方面要放水養魚，另一方面又在政策上與商販磕磕碰碰，扯皮拉筋。漢正街市場剛一開放，實際上以批發為主。“個體搞批發，政策界定就是投機倒把。長途販運，也算投機倒把。不按規定定價，也算投機倒把。”任正運回憶說，當時為了搞變通，就在名詞上做文章。不能叫批發，就叫批量銷售，長途販運叫長途運銷，價格叫隨行就市、優質優價。
轉機出現在1982年10月16日。正是在那一天，國家工商管理部門正式允許漢正街個體戶批量銷售國家計劃產品，允許廠店掛鉤，允許長途販運，允許價格隨行就市。
有了政策撐腰，個體戶、個體經濟的腰桿硬了起來。加入漢正街的商戶越來越多，漢正街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對內搞活的一個典型。徹底甩掉心理包袱的鄭舉選如魚得水，開始大進大出地批發經營。隨后幾年，他成了聞名漢正街的“一哥”，在漢正街經營戶中創下了4個第一：銷售額第一、納稅額第一、各種捐款第一、認購國庫券第一。曾窮得無以維持生計的鄭舉選實現人生逆襲，成為漢正街首富。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看著越來越多的人在漢正街致富，武漢周邊的城鄉客戶、鄰省的客戶甚至全國的客戶都被吸引到這條小小的街上，漢正街也由此發展成為一個買全國、賣全國的大市場。
一些外國記者遠涉重洋，來到漢正街采訪。1985年，法國《生活》周刊報道：“中國漢正街一個盲人企業家（鄭舉選）的傳奇經歷和他的聲名遠播歐亞大陸，贏得世界矚目，他已從窄街走向了世界。”1984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助理也來到漢正街考察。外國記者、西方政要關注漢正街，其實是關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關注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
然而，隨著漢正街個體戶們打開了傳統商業模式的缺口，他們的行為也引來了質疑和爭論。1981年，有人寫了篇文章《漢正街投機倒把多》，寄給北京某大報，報社來信要求及時調查回復。國內一家很有影響力的媒體甚至刊發了一篇頗具殺傷力的文章《漢正街是社會主義嗎？》。風云突變，存廢聲起。
1982年4月，一份由武漢市工商局撰寫的調研報告《漢正街小商品市場調查》發布，對漢正街的情況做了客觀、理性的調查分析。當時供職于新華社湖北記者站的記者黃家仿收到這份調查報告后，出于記者職業的政治敏感，立即趕到武漢市工商局采訪。
時任武漢市工商局局長的金邦和在回憶錄中記載了那段采訪過程：我介紹了漢正街市場的“四個為主”的特點，即，個體商販為主，經營小商品為主，批量銷售為主，面向農村為主。經營模式靈活，可以賒欠，可以抹零。在價格上，根據購貨多少，確定貨價高低。這些商業經，深受經銷者歡迎。在采訪將近結束時，黃家仿探詢我對這個市場的看法，我回答說“允許存在，加強管理，繼續觀察”，他很贊同這三句話。隨后。黃家仿根據我提供的資料，又到漢正街作進一步調查印證，于1982年5月寫了標題為《一個國營商業代替不了的市場——武漢市漢正街日用小商品市場的調查》等三篇稿件發往新華社總部。新華社隨即以內參形式上報中央領導，漢正街市場就這樣“通了天”。
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重視漢正街市場開放的經驗，中央有關負責人在新華社內參上批示：“新的改革，新的突破。”同時，國務院財經小組也組成國務院調查小組，由國務院財經小組干部黃洪年帶隊，于1982年7月22日專程到漢調查，核實漢正街市場情況。當年8月2日，調查小組向國務院呈報了調查報告，認為武漢提出“允許存在，加強管理”的方針是正確的，經驗是可行的，并提出“全國各地也可以在加強管理的前提下，恢復這一類傳統的小手工業品市場”。
國務院調查小組的報告得到中央批準，有關部門迅速作出反應。《人民日報》于1982年8月28日，在頭版頭條發表題為《漢正街小商品市場的經驗值得重視》的社論。社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高度，闡述漢正街市場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它對生產、銷售、消費所起的積極作用，并指出漢正街市場是在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給這類市場定了性質。社論的發表是黨中央對漢正街市場開放經驗的肯定，使武漢市政府部門、漢正街數百商戶受到極大鼓舞。
“漢正街的出現，沖破了‘三級批發、禁止長途販運、統一工業品價格’的政策限制。”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淮評價道，漢正街模式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三大制度創新之一。他認為，小崗模式是農業經營體制的重大創新，首鋼模式是工業企業經營體制的重大創新，而漢正街模式，則是城市商品流通體制的重大創新。
市場經濟的活力與潛力，在漢正街眾多商戶源源不斷的創新中得到了體現：1988年，漢正街出現了全國第一所民辦的個體戶學校；1993年，漢正街人李裕安“蛇吞象”之舉震動全國，其麾下的私營企業大地公司，兼并了有近百年歷史、職工人數達1868人的國營武漢火柴廠；20世紀90年代初，有人還在爭論“姓社姓資”“雇工是否存在剝削”時，漢正街有的企業雇工已達一二百人；在政策倡導進行股份制改造前，這里的家庭股份制、合伙制等新型企業組織形式已大行其道……
從上世紀90年代起，漢正街經歷了兩輪大的開發改造和規劃建設，形成69個專業市場、2.7萬余戶商家，經營12大類20余萬種商品，經營面積260萬平方米，年貨物吞吐量150萬噸，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商品集散地。
但在商業時代，必須擁有不斷自我進步的能力才能在市場上先人一步。經過上世紀80年代的高速發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極度輝煌后，進入新世紀的漢正街慢慢開始顯露疲態，交易額從全國十大小商品批發市場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
長期關注漢正街的研究專家表示，當時有三大頑疾困擾著漢正街。首先，曾經的區位、交通優勢反而成為做大后的漢正街進一步發展的制約。一方面，漢正街區域內商鋪、倉儲、加工、住宅高密度混雜，已超出城市中心的容納極限，不僅帶來消防、交通、治安、環境等突出問題，更成為漢正街做大做強的桎梏和枷鎖，雖然經歷了數次拆遷改造，但亂象依然無法根除。
與此同時，隨著各地全國性批發市場陸續建立，北有石家莊，南有廣州，東有杭州和義烏，西有成都，武漢漢正街逐漸降級為一個區域性市場。標志性的“扁擔”（在漢正街以挑貨為生的勞動者）由巔峰期的2萬名，下降到不足500名。
此外，由于管理欠缺，安全事故頻發。2005年、2009年、2010年、2011年，漢正街多次發生火災事故。對此，武漢市決策層痛下決心,“漢正街要進行鳳凰涅槃式的改造，要排出時間表，限時完成”。
一個商品流通市場，必須擁有不斷自生的能力才能始終在競爭中領先，而位于城市核心區的漢正街顯然失去了擴張發展空間。同時漢正街內生動力不足，粗放勞動密集型經營模式的生命力也已接近枯竭。決定命運的時刻再次來臨，漢正街又一次站上了改革的十字路口。
2011年，“痛下決心、依法整治、整體搬遷、全面改造、轉型升級、限時完成”，武漢市漢正街搬遷改造“24字方針”出爐，并付諸行動，搬遷、改造攻堅戰就此打響。
“城市中心位置從事批發業態，利用效率太低，并造成交通擁擠，嚴重制約城市功能提升。”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秦尊文表示，城中心批發類市場外遷是城市發展的趨勢。
經過調查論證，武漢市規劃在漢口以北的黃陂區南部經濟帶，建設國家級現代化專業市場集群，形成600萬平方米的專業批發市場、200萬平方米的倉儲物流中心、100萬平方米加工中心的現代商貿物流平臺，倉儲、物流、客運、電商、外貿、加工等一站式配套齊全，打造“場域重構和釋放”的理想之地。
于是，將漢正街傳統批發市場搬遷至漢口北市場，變得順理成章。武漢市漢正街管委會統計顯示，自2011年啟動整體搬遷改造以來，在漢正街1.67平方公里的核心區，經營面積從200萬平方米縮小至100萬平方米。原先的2.7萬戶商戶，一大半遷往漢口北和漢川等地。目前，仍有近萬家商戶留在漢正街打拼，其中八成從事服裝及相關行業。
記者旁白：漢正街在爭議聲中發展壯大，但爭論并非沒有意義，它讓人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個體經濟的價值，見證了市場經濟的潛力，也為漢正街模式走向全國奠定了基礎。
進入新世紀以來，盡管漢正街市場發展依然繁榮，但其業態落后、人口稠密、商居混雜、交通擁堵、市容臟亂、火災頻發的發展現狀，與其所處的中心區位格格不入。搬遷，對漢正街而言，不僅僅是一次物理空間轉換，更是一場涉及整體定位、發展模式、經營理念的深刻變革。
改革者如何面對再變革
憑借九省通衢的區位優勢和武漢人的闖勁，漢正街搶得先機，一度奪得“天下第一街”的桂冠。其市場銷售額由1982年的1600萬元激增至1991年的8.5億元。到1999年，漢正街市場銷售額突破百億元，在2004年則達到200億元。一時風頭無兩。
彼時的漢正街和漢正街商戶們，以變革者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但長江后浪推前浪，變革者也不得不面臨新的變革浪潮。到底是被拍死在沙灘上，還是劈波斬浪，成為時代弄潮兒？答案只能靠自己摸索。
“你并沒有做錯什么，你只是老了。”這句網絡流行語，用在老岑身上，仿佛恰當得有點殘忍。1991年，32歲的岑軍民（化名）一腳跨出吃不上肉的老家，帶著剛過門的媳婦來到了漢正街。“別人都說漢正街滿地是黃金，我就來了。”老岑回憶稱，在與妻子一夜長談后，兩人決定用壓箱底的5000元做本錢經營服裝，“起早貪黑，如履薄冰”。和許多發跡于漢正街的經營者一樣，艱難打拼后，老岑有了如今上千萬的身家。
“但這兩年做電商每月要虧10萬余元。”2013年，看到互聯網風起云涌，經人介紹，老岑找到一個電商操作團隊，“鋪貨、沖量、刷排名，他們說啥就是啥，都知道電商是大勢所趨，我只管給錢和供貨”。
問題是，盡管每年砸錢刷流量、搶排名，但生意并沒有起色。“某些款式銷量是上去了，但是賣價太低，根本不賺錢。”老岑對記者坦言，最近幾年，自己完全是賠本賺吆喝，幾十年摸爬滾打出來的經驗突然“不管用了”。
更讓漢正街人看不懂的是，時代變革的步伐越來越快。從漢正街一枝獨秀，到浙江的義烏市，山東的臨沂市，福建的石獅市，廣東的虎門鎮，河北的白溝等小商品市場百花競放，傳統商貿邏輯得以重構，模式創新、平臺驅動和全產業鏈一體化成為商貿運營的主軸。
王大祥就是千百萬親歷者之一。
1995年，這位靠做瓦工謀生的漢子揣著3000多元錢從漢川農村獨闖漢正街。正是這一年，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悄然取代漢正街，成為全國集貿市場銷售冠軍。
2001年，王大祥帶著在漢正街經商賺來的全部家當轉赴義烏。“在漢正街，生意競爭太激烈了，不少商戶甚至還要與自家親戚競爭，爭得頭破血流。”
頭一次來到義烏的王大祥，對義烏這個城市有點驚訝，“連拉送貨的人都有手機”。“勾連世界”——這一城市特征讓他洞察到義烏是一塊經商寶地，從而一留就是17年。
王大祥說，初到義烏時他“兩眼一抹黑”，根本不知如何向外推銷與外商打交道。好在有義烏同行支招，建議他拿著樣品到各大賓館門口，找外地客商、找老外推銷，“不懂外語，也要拿著計算器沖上前，你不上，這單生意就被搶了。有時候，我覺得在這里做生意，能與世界各地的人打交道，蠻有樂趣的”。王大祥說。
“義烏很包容，同行大多不會因為是對手而不傳授經營訣竅。相反，大家認為抱團做成氣候，才能形成合力。”正是由于同行的幫助，王大祥的生意漸有起色。2003年，他在義烏國際商貿城A區1樓有了自己的絹花經營店，并將其命名為“大祥花行”。現在，在義烏北苑前洪村還有了100名工人的加工廠，從義烏周邊購置輔料后，進行設計和二次加工。
王大祥介紹說，目前，大祥花行產品除銷往國內各省份外，還通過電商平臺遠銷中東、歐美、東亞等地區，年銷售額已達到3000萬元，年盈利在300萬元以上。
“一個是‘買全國，賣全國’，一個是‘買全國，賣世界’。”原漢正街管委會副主任熊國漢表示，“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漢正街商企其實不乏勇氣和謀略，但目前仍停留在單打獨斗階段，沒有形成“集團軍”優勢。反觀義烏，通過政府搭橋，當地企業大膽創新國際貿易手段，千方百計發展國外市場下游分銷商，構建國際營銷網絡，產品輻射全球市場。
漢正街一位服裝行業的企業家感嘆，義烏市場“集聚效應”強大，任何企業都會心動，產品到了那里，就等于走進了國際市場。
而漢正街該何去何從？
黃麗娟的華麗轉型，是漢正街致力于突破發展瓶頸的嘗試之一。“壹鈕扣”創始人、武漢鴻馬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總經理黃麗娟也遇到過跟老岑一樣的難題。
在位于武漢友誼南路上的“壹鈕扣”辦公室，大廳里陳列著數不清的小格子，里面盛滿各式各樣的紐扣。這幾千種紐扣，到底該怎么分辨？10多年前，在漢正街開店的黃麗娟就面臨過這樣的問題。“與客戶溝通時，我要一一記住紐扣的顏色、尺寸、材質、價格，因為很多看上去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的扣子，卻來自不同的廠商，進價也不同，弄錯了就會虧本，要是有一套專業系統就好了。”
2008年，黃麗娟決定自己建立一個輔料行業交易平臺。但是全國有輔料生產、銷售企業約30萬家，如何找到一個大家都認可的統一標準？
“一顆平常的大衣平扣，在溫州叫饅頭扣，在深圳叫兩眼扣，在北京叫內平扣，在武漢則叫墊扣。怎么才能讓大家都講‘普通話’？”她決定，制定輔料行業標準，就從自己最熟悉的紐扣開始。
黃麗娟陸續到溫州、深圳、廣州、寧波、上海等城市，拜訪逾百家生產企業，尋找標準的參數。用了3年時間，搭好紐扣新標準的基本框架。現在，這個平臺的標準已涉及紐扣、花邊、拉鏈、織帶、飾品、衣架、商標、模特、工具等17大服裝輔料品類的415個分類。在“壹鈕扣”網站上，記者用搜索引擎找“饅頭扣”或“墊扣”，都能自動翻譯成“普通話”：兩眼扣，并能找出所有相關方言標注的商品，統一推送。目前，黃麗娟搭建的平臺已成為中部地區最大的服裝輔料交易平臺，吸引了2900位設計師關注，訂單成交額達3000多萬元。
黨的十八大以來，漢正街快速“觸網”。2014年7月，硚口區政府投入300萬元專項資金，支持建設阿里巴巴漢正街產業帶，目前已有8000余家商戶入駐。
“創新才是漢正街插上電商翅膀騰飛的原動力。”黃麗娟認為，現在的“80后”“90后”思想更活躍、更有創造力，隨著他們的接班，漢正街人的眼界和格局正在不斷提升。
據介紹，漢正街已正式入選全國首批紡織服裝電子商務公共服務示范基地。“這是近期獲得的最大機遇。”漢正街管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將集聚一批服裝生產、銷售和配送相關的品牌電商，為1.8萬家漢正街商戶提供服裝設計、IP保護、科技金融等服務。預計到2021年，漢正街服裝市場集群的電商交易規模將超過百億元。
觸網只是發展方式的變革，更重要的是形成以漢正街為平臺的小商品全產業鏈條。“應以產業集群推動市場發展”。經濟學家鐘朋榮認為，中國的市場分兩種類型：一種是以產業為依托而形成的市場，另一種是純中介性的市場。前一種是買本地、賣全國，甚至賣全球的市場。這種依托本地產業而興起的市場，生命力比較強。只要本地產業在發展，市場也會跟著發展。后一種則是買全國、賣全國的市場，最典型的就是漢正街市場。這種市場由于沒有產業依托，近年來都逐漸走向衰落。他進一步分析說，義烏小商品市場早期也是中介性市場。后來，他們通過市場帶動本地產業，現在每年成交的3000多億元產品中，有近40%轉向本地生產，使義烏市場由一個單純的中介市場變成了產地市場，因而在眾多市場走向蕭條的情況下，義烏市場則呈快速發展的勢頭。
義烏的崛起表明，小商品應著眼于大市場。小商品并不起眼，處處都有，但小商品大市場就不一樣。關鍵在于如何把市場做大，即如何讓眾多不起眼的小商品擁有一個大市場，使之成為世界關注的流通中心。
武漢大學伍新木教授是區域研究專家，長期跟蹤研究漢正街現象。他認為，漢正街沒能很好地適應人民群眾消費升級的需求，對供給側一端的品種豐富、質量提升、結構調整沒有起到很強的拉動作用，這也是漢正街目前面臨的困境之一。義烏就不同，義烏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買全球，賣全球，供給也不斷升級。
在伍新木看來，若要重振昔日輝煌，漢正街還需要在空間和業態上實現自我超越。在空間上，要更加重視“分離不分體”的經營理念。所謂“分離不分體”，指的是漢正街、漢口北以及后方的工廠，還應進一步細化各自的商業功能，共同形成大武漢在全國商貿大格局中的優勢。比如，漢正街應徹底告別批發功能，可打造為集電商、旅游、文物保護于一體的綜合街區；批發功能則轉至漢口北，依托其完善的物流體系提升競爭力；工廠則可圍繞漢口北周邊布局。在業態上，漢正街可在高端服務業、金融業上發力，重塑品牌價值。
可喜的是，近年來，漢正街正加快轉型發展步伐，已陸續關閉了43個消防隱患突出的市場，數千家加工廠、上萬家商戶遷往周邊縣市30多個工業園，疏解了非核心功能，形成“設計研發在內，生產加工、倉儲物流在外”的運營新模式。
新的運營模式讓許多商戶都嘗到了甜頭，煜品格總經理熊偉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熊偉將企業組織結構作了調整：聘請專業的服裝設計師，在武漢翠座寫字樓成立了服裝設計工作室，并把生產車間遷到了漢川市。
“之前主要做仿版服飾，但隨著生意越做越大，仿版已無法吸引核心客戶。”熊偉意識到原創設計的重要性，開始帶領設計團隊去廣州、杭州、上海等地尋找靈感。隨著多名設計師的加盟，“煜品格”上架的版型越來越多。
龍騰、莫匠、舞者……漫步在現在的漢正街第一大道，男裝品牌鱗次櫛比，僅龍騰服飾商城就聚集了服裝商戶1300多家。龍騰置業董事長李天俊說，該商城時尚男裝年銷售額逾400億元，與杭派、粵派三分天下；九層高的漢正街品牌服飾批發廣場，歐韓風情、時尚爆款讓人目不暇接，全省70%的服裝都從這里批發出去。
現在，擁抱“一帶一路”，搭上中歐班列的快車，攜手阿里、京東推廣電商平臺，推動商業業態變革……漢正街已然奮起直追。
記者旁白：新變革來臨，變革者也要面臨變革。漢正街如此，漢正街商戶亦如此。但顯然，這是一個更加痛苦和艱辛的過程。變革者要追上時代的腳步，要追趕技術飛躍的腳步，還要追逐消費迭代的腳步。只有不停前行，才能鑄就保護自我的護城河。在商場，沒有任何人可以永遠躺在英雄榜上。
缺乏產業支撐注定了漢正街是“無根市場”，隨著各地小商品市場的成熟，“九省通衢”的交通優勢已不再是亮點，“買全國、賣全國”的漢正街風光難再。曾經漢正街陷入存廢之爭，上一次是觀念之爭，漢正街挺過來了。這一次，是市場、消費者等各方的質疑。漢正街能不能找準定位、重新出發，需要時間給出答案。
結 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漢正街的轉型發展也有了新思路——升級成為“漢正街·武漢中央服務區”。按照武漢市區域金融中心總體規劃，漢正街中央服務區將成為武漢金融主中心，也是武漢唯一面向全球的現代服務業核心功能區。
“從大的層面講，國家中心城市、長江經濟帶等國家級戰略的提出，給武漢創造了新的發展機遇。武漢市政府在2017年制定長江主軸戰略規劃時，漢正街被列為長江主軸核心區塊、江漢朝宗的核心節點。毫無疑問，漢正街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從自身來說，漢正街是漢口之根，是武漢發展的重要文化符號，這個符號經過500年沉淀，到了一個爆發和升級更新的關鍵期。”硚口區委書記景新華說。
在某種意義上，從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中國商貿生于草創勇進的個體時代，繁榮于百市齊開的資本時代，最終將走向智慧創新的平臺時代。“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小商人”時代已經宣告結束，善假于物、乘風破浪的“大商貿”時代正在降臨。一個產業的成長高度，并不由歷史長度決定，它取決于全部產業主體的現代性和時代精神。
對照歷史來路，繼續改革創新，漢正街四十自當不惑。（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鄭明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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