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
形成創新協同機制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具有世界意義。當前，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既有機遇又有挑戰。未來世界是制造業之爭、高科技之爭、創新能力之爭。我國要在創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機制意義重大。
當前，灣區經濟已成為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目前，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中心城市的格局下，以創新為動力，使粵港澳三地形成創新沖動、創新合力、創新爆發力。加快形成粵港澳協同創新優勢，將創造比其他灣區更大的集成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需要放大存量資源，優化增量資源，有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高質量發展。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協同發展，第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打破行政壁壘，形成創新協同機制，構建若干重大的創新合作平臺,特別是要突破制度性壁壘，形成特別關稅區全要素的資源協同，發揮四個中心城市的引領作用，形成組合優勢，促進人員流動、信息流動，讓協同創新發揮更大作用。
第二，要發揮創新驅動的第一動力作用，把大灣區變成創新驅動發展的示范區。粵港澳應形成高等教育合作體系，科技創新協同體系，知識產權流動的平臺和保護體系，吸引頂尖人才，進一步推進對外開放。
第三，進一步推進開放，在開放中進行協同創新。要實現三地之間的相互開放，推動全要素的流動，還要實現三地向內地的開放。同時，要與“一帶一路”倡議結合起來，擴大對外開放的步伐。
第四，要突出重點，廣泛發力。粵港澳大灣區要通過核心城市帶動三個城市板塊。大灣區內還擁有南沙、前海、橫琴三個重要區域，要使這些區域成為創新驅動的戰略高地。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張玉閣:
推動要素便捷流動
要素自由流動，是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發揮資源最大作用的基本保障，要素流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粵港澳大灣區所能達到的高度。在大灣區內推動貨物、資金、人員、技術、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關鍵。
第一，探索大數據時代人員貨物跨境流動管理體系。大數據時代，對人員貨物跨境流動管理體系提出了新要求。隨著物聯網、人臉識別等技術運用于口岸通關管理以及智慧城市建設的推進，政府管理部門內部數據信息共享、與外部共享至關重要且十分迫切，否則將難以適應大數據時代的發展趨勢。
第二，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生活一體化貨物跨境清單。在確保口岸綜合安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探索適當放寬部分生活物品的管制，將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旅客行李物品清單單列，寬嚴適度，精準管治。
第三，進一步提高人員貨物通關環境和通關便利化水平。強化人員貨物通關的電子化、智能化；查驗設施配置與通關客流的匹配，確保快速通關；通關區域空間規劃使用和路線設計要更加科學合理；優化口岸通關整體環境。
第四，設立“小物流”綠色通道。設立科研所需設備、樣品、耗材等“小物流”專門綠色通道。
第五，探索跨境電子商務通關管理新模式。要進一步優化海關管理體制機制，強化物聯網等電子技術的運用，充分滿足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需求。
第六，率先推進大通關和電子口岸建設，提升通關競爭力。一是推進大通關建設，建設國際貿易“單一窗口”。二是推進口岸資源優化配置，整合一線查驗資源，分流二線輔助資源。三是完善信息化支撐體系，建立政府部門內部標準統一、口徑一致，內地與港澳有效銜接和共享的數據庫體系。四是推進電子口岸建設。
全國科技振興城市經濟研究會理事長胥和平：
打造華南地區“科學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突出的創新資源和發展優勢，要充分認識挖掘大灣區創新資源和優勢。
與世界其他灣區、國內的創新中心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有6000多萬人口，具有廣闊的戰略發展空間。粵港澳大灣區擁有改革開放40年以來積累的龐大產業基礎，形成了以創新創業企業為基礎的產業體系。而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沒有龐大的制造業體系，東京灣區以傳統制造業為主。此外，粵港澳大灣區還具有獨特的教育和科研資源優勢。
當前，世界面臨產業變革的大時代，傳統產業逐漸被淘汰，新興產業逐漸成為支撐未來發展的新動力。粵港澳大灣區要瞄準“引領型發展”，推動從科學研究，到技術研發，再到現代科技創新的協同創新體系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為新產業發展的策源地、培養地和支撐地，打造全球高水平的研發中心，建設成為全國開放創新的引領區，創新建設體系先行區。
最為重要的是，粵港澳大灣區要高度重視科學中心建設，把科學事業發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過去40年，我們的科技創新有了很大進步。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有了質的飛躍。我們的科技創新模式一直是技術創新引領科技、經濟發展。現在，中國的經濟邁向新臺階，走向創新引領時，科學和原創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我國要建設“世界科學中心”，而粵港澳大灣區應成為華南地區的科學中心。
國家發改委原副秘書長范恒山：
一體聯動 處理好“四大關系”
粵港澳大灣區要打造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除了要統籌規劃制定、建立協同機制等外，還要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重要關系：
一是處理好四大中心城市間的關系。粵港澳大灣區中的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具有中心城市的地位。四大中心城市經濟實力雄厚、各具比較優勢，但合作聯動不夠緊密，城市功能特別是產業結構存在缺陷，協同互補效應未能有效發揮出來。這四大中心城市既是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基本支撐，切實發揮它們的支撐能力與輻射效應，需要在優化自身功能和加強協調聯動兩方面下功夫。要鞏固提升各自比較優勢，進一步形成城市特色。要促進資源共享和要素流動，推進一體聯動發展。
二是要處理好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的關系。城市群的活力來自中心城市的創造力，更來自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力和其他城市的協同力。要加快形成中心城市、節點城市和特色城鎮有機結合、協調互動的城鎮網絡化空間格局，優化城市經濟分工。在中心城市和節點城市間形成合理分工、錯位配置，實現主體發展和補充發展、主業發展和配套產業發展的聯動。
三是要處理好城市和農村的關系。粵港澳地區有的地方城鄉差別較大，在基本公共服務等重要方面，農村與城市差距較大，城市對農村仍然存在著較強的虹吸效應。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必須大力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制定一體發展規劃，加強整體統籌謀劃，以城帶鄉，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轉移配置。
四是處理好城市一體聯動與城市間制度差別的關系。香港、澳門和廣東珠三角城市間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采用不同的法律體系、分屬不同的關稅區。如何跨越這種制度差別、實現一體聯動，是決定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能否高質量建成的關鍵。要探索通行體制，試行聯辦模式，尋求三地規則可接軌可打通的最大公約數。通過協商形成具有約束力的統一行為準則，對各城市推出重大決策與行政舉措實施約束，對各領域的具體工作行為劃定界線，共同處理涉及三地的復雜事務。
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原副局長白津夫：
通過數字化實現灣區發展一體化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有新的視野格局，應從戰略高度謀劃布局數字經濟發展，通過數字化實現灣區發展一體化。
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綜合實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從互補優勢看，香港在金融服務業、營商環境、法治建設以及科學技術國際化方面具有優勢；澳門具有平臺優勢，是中國對葡語系國家的窗口、橋梁和商貿合作的平臺；廣東現代化產業體系，創新體系逐步形成，技術創新優勢明顯。
數字對經濟發展具有“放大、疊加、倍增”作用，能夠在更高水平、更深層次上推進區域經濟融合發展，從而突破物理空間限制、彌合發展水平差距，推進區域間無梯度合作，實現各自比較優勢最大化。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通過數字化賦能，深度融合線上線下資源，打通供給需求瓶頸，在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上重點發力，加快形成數字化優勢。推進產業數字化，要對灣區現有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的數字化改造，推動體系重構、流程再造，形成遠程設計、協同制造、聯程服務的數字產業鏈；推進數字產業化，實現企業智能化生產、用戶個性化定制、企業間網絡化協同和產品服務化延伸等新模式、新應用和新業態，通過數字化培育產業新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還應探索建設數字化自貿區。通過電子服務平臺，將貿易便利數字化，形成線上線下融合、全流程無縫對接，數據驅動、平臺支撐、高效協同響應的經濟生態系統，更好發揮大灣區不同關稅體制的集合優勢。
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副主席李兵弟:
建設世界級城市群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城市群，要發揮四個優勢，打造四個“新”。
第一，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推進灣區創新組織協作的新平臺。創新跨區域合作的協調管理機制，實現聯手創新的新機制，形成便于統一決策的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機制；充分利用國家在全面創新改革示范區的聯動工作機制，保障聯手創新的新型政策體系；打造有利于創新協作的企業承載環境。
第二，發揮灣區內各個城市的比較優勢和地域文化特色優勢，明確各類主要城市不同層級的創新定位，充分發揮區域協作能力和核心城市的包容性，打造創新引領區域協作、各自特色優勢互補的發展新格局。
第三，要充分發揮灣區城鎮化的領先優勢，打造承載產業發展的新格局。為灣區各類國際化創新主體和要素資源落地提供國內頂尖、世界一流的服務空間供給與配套服務。
第四，要發揮灣區的先行優勢，開創灣區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新局面。首先，要打造宜居宜業宜養的優質生活服務圈，以此吸引高端科技創新人才和創新型企業入駐。其次，要打造創新承載發展空間的交通與信息網絡體系。再次，要打造保障公共服務的新平臺。此外，還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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