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一直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40年來，在并無現成經驗可借鑒的情況下，我國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實際的國企改革之路。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活力和競爭力不斷增強。國有經濟布局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不斷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進一步增強。
破冰起航：放權讓利激發活力
早在1978年，改革開放的序幕拉開。經國務院批準，四川6戶國營工業企業率先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其核心是“放權讓利”，當時的國有企業是政府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人、財、物和產、供、銷都由政府直接管理。統收統支、統負盈虧扼殺了企業的活力，效率低下，浪費嚴重。當時在國有企業，廠長想給職工修個廁所，都得給上級打報告申請，又如何讓他們大展拳腳謀發展？
1984年3月，福建省55名廠長、經理給省委書記寫信，要求為企業“松綁”。《福建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發表了這封對中國企業有著重要意義的信——“請給我們‘松綁’”。之后，《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等媒體紛紛轉發，在全國引起了轟動。
經濟學家厲以寧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出現了明顯的成效，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鄉鎮企業也蓬勃發展起來。要不要在這個基礎上將改革向城市全面推進，就成為大家思考的問題。”
當時還在天津重型機器廠當車間副主任的蔣子龍寫了一部風靡一時的改革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塑造了國企改革典型喬光樸。喬廠長把全廠近萬職工都推上大考核、大評議的第一線，把不稱職人員撤離崗位，迅速提高了生產人員的素質，使全廠勞動生產率節節上升。這部小說因為反映了時代的改革心聲受到熱烈歡迎。
春潮涌動，各地掀起改革熱潮，涌現出一大批像“喬廠長”一樣的改革闖將。
在浙江，海鹽襯衫廠廠長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開了中國企業改革的帷幕”，學習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車間實行了“聯產計酬制”。做多少襯衫，就拿多少工錢，上不封頂，下不包底。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這個小廠的產品暢銷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
1984年，石家莊造紙廠銷售科長馬勝利毛遂自薦承包，并主動把承包指標從70萬元調高到140萬元。針對造紙廠存在的問題，他推出了改革“三十六計”和“七十二變”。比如在產品結構上，把衛生紙的包裝由1個規格改為6個規格，有圓的、方的、長的、短的、大包的、小包的。為了開拓市場，專門成立信息情報室，并在銷售業務員中開展新客戶開辟獎。這些改革措施現在看來并不多么高大上，但在當時都屬于“突破”之舉，大大激發了職工的積極性。到年底，石家莊造紙廠超額完成承包指標。馬勝利也被冠以“馬承包”，而成為全國聞名的風云人物。
1987年10月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的媒體見面會上，幾個嶄新的面孔引發了西方記者的好奇。時年37歲的關廣梅，和其他三位企業家一起代表著1980年代末中國社會最為重要的新興力量。在西方記者的追問下，關廣梅坦率透露了她在1986年的全部年收入:44000人民幣，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下，這個數字是中國人平均收入的12倍。事實上,關廣梅激起西方媒體興趣的不僅是財富數據，而是她在經濟并不發達的遼寧本溪市租賃了本溪市蔬菜公司的8個食品商店、擁有1千名員工。這引起了社會上對個人承包、租賃和租賃群體的經營方式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即所謂姓“社”、姓“資”的爭論。大討論也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經濟日報》上刊出了長篇通訊《關廣梅現象》，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大討論。并在《“關廣梅現象”提出了什么》一文中明確指出，“人們不要動輒提出姓什么問題，不要受舊框框、舊模式的影響，一遇到改革現象，一講改革人物，就用‘社’和‘資’的陳舊尺度去衡量，觀念不改革，我們將永遠在姓什么問題上爭論不休，徘徊不前。”
1987年6月起，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全國范圍普遍推行，極大地激發了企業的積極性，僅僅兩個月就一舉扭轉了全國工業企業實現利潤連續22個月下滑的局面，全面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后20個月，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增創利稅369億元，相當于1981至1986年6年間企業所創利稅的總和。承包制兼顧國家、企業、職工三者利益，實現了國家財政、企業留利、職工收入共同增長的新格局。
制度創新：初步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目標
承包經營制仍是一種淺層次的改革，所有制沒有變，結構沒有變，企業和職工的社會定位也沒有變，改變的是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盡可能充分地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當短缺經濟終結、結構調整加快的時候，一些長期困擾國有企業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清、包袱過重、缺乏自我約束和自我發展能力等問題相繼浮出水面，實踐呼喚深層次的制度創新，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開始了探索和試點。
股份制逐漸進入決策層的視野。1984年4月，國家體改委召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會后下發的《座談會紀要》提出對城市集體企業和國有中小企業要進一步放開搞活，“允許職工投資入股，年終分紅。”1984年11月18日，由上海電聲總廠發起成立的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向全社會公開發行股票。隨后，公司改名為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
1986年8月3日，沈陽防爆器材廠宣告破產，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產的國營企業，在當年成為“爆炸性”的新聞。大家意識到，國有企業不再是一條不沉沒的大船，經營效益不好，也會退出市場。
1988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確立了國有企業是獨立的法人主體而不是政府附屬物的法律地位。“把國營大中型企業推向市場”則是《企業法》中另一項引人關注的內容。
隨著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其靈活的機制在競爭中顯示出強大吸引力，當時出現了“星期天工程師”現象，國有企業和科研院所的技術人員，星期天到附近鄉鎮企業“走穴”，提供技術服務。
1993年2月，經濟日報在頭版報道了發生在大連兩家不同所有制企業間的一場風波，成立50余年、有6000多名職工的大型國有企業大連機床廠（“大機”）的總經濟師、總設計師、總會計師助理3人同時出走，到一個成立剛兩個月、不滿百人的村籌辦鄉鎮企業——大連渤海機床廠（“小機”）。時值雞年，文章起了個充滿意味的標題來紀錄這場風波——《小機斗大機》。當事者原“大機”總經濟師李福喜道出出走原委：除了個人待遇，更看中“小機”廠給的事業發展空間。《“小機”斗“大機”》反映出的問題也折射出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迫在眉睫。
人們逐漸認識到，要真正搞活企業，除了改善企業生產經營的外部環境，實現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規范政府行為外，還必須改革企業內部的各項基本管理制度，特別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分配和人事制度。全國開展了“破三鐵”的改革熱潮。嘗試打破“鐵飯碗”、“鐵工資”和“鐵交椅”。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拉開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序幕。以此為標志，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由此進入探索制度創新的新階段。全會閉幕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開始實施，使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公司化改造有了法律依據。1994年，國家選出100家國企推進試點，探索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時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的陳清泰同志指出，試點是改革的“尖刀班”，改革就是要脫胎換骨。當時在北新建材擔任一把手的宋志平（現任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對這句話印象深刻，感受頗深：“脫胎換骨的改革意味著勇氣、責任和擔當，還意味著痛苦和付出。”
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推進和深化的，是國有企業管理的轉型。
邯鋼經驗是20世紀90年代國企管理轉型時期影響最大的典型。上世紀90年代，總經理劉漢章敢為天下先，大膽把市場機制引入企業內部經營管理，解決內部成本與市場脫節的問題，在企業內部建立起靈敏有效的傳導機制。把10萬個指標分解到2.8萬名職工頭上，使“人人頭上頂著一把算盤”，“算了干”而不是“干了算”，在挖潛增效的同時堅持技術改造，提高產品質量。邯鋼利潤總額連續4年保持全國同行業前三位，連續8年穩居河北省第一位。
“邯鋼經驗”在全國掀起了一場企業管理模式革命，先后有2萬余家企事業單位到邯鋼學習取經，被譽為我國“工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1996年9月，邯鋼經驗展覽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開展，應觀眾強烈要求把展期由原定的10天延長到24天，隨后在各大城市巡展，所到之處觀者如潮，其中重慶觀眾超過10萬人。
浴火重生：脫困攻堅的艱難抉擇
1992年之后，中國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一路飛奔。民營企業蓬勃發展，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外資企業也雄心勃勃進軍中國市場。然而，在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背負著傳統體制沉重負擔的老國企走不動了。機制老化、負擔沉重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凸顯。
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撥改貸”開始，財政就不再給國有企業撥資本金。此后，財政對國有困難企業的補貼也逐漸停止。國有商業銀行獨立經營主體的地位日益強化，對效益差的企業不愿貸款。1997年、1998年的財政和金融體制改革，完全切斷了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輸血渠道。對國有企業來說，這無異于是斷了后路，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原本已十分困難的國企，更是雪上加霜。
“1998年，全國國有企業盈虧相抵實現的利潤是213.7億元。改革都是逼出來的，當不改革的風險要大于改革風險的時候，改革就是必然的選擇。”原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說。
1997年底，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就是改革脫困的“三年兩大目標”。一場意義深遠的改革攻堅戰由此打響。
1998年，紡織全行業開始“壓錠、減員、調整、增效”為主要內容的結構大調整。紡織業國有經濟占比一直較高。棉紡錠70%分布在國有企業，相當一部分又分布在中心城市。上海當時的紡織產業大軍曾達到55萬人。許多棉紡廠車間一眼望不到頭，上班時工人們在織布機前穿梭忙碌著，下班時候廠門口人潮涌動，非常壯觀。國企脫困三年攻堅開始，上海以壯士斷腕的勇氣率先敲響壓錠第一錘，首批銷毀12萬錠落后紗錠。改革后，上海、青島、天津等原先的紡織大市，有的徹底與紡織行業告別，有的轉向專攻棉面料研發、設計。到1999年底全國紡織行業累計壓錠906萬錠，分流安置職工116萬人。淘汰壓縮落后產能的同時，技術改造使紡織企業技術裝備上了一個大臺階。紡織全行業實現利潤9.5億元，提前一年完成了全行業脫困任務。到2000年實現利潤更是創出歷史最好水平。
3年改革脫困，包括其后的兩年時間（1998年至2002年），上百萬家國有、集體中小企業改制退出，根本性改變了國有經濟的布局結構，國有經濟的戰線大大收縮，布局機構得到優化。通過國有大中型困難企業的政策性關閉破產，5000多戶扭虧無望的困難企業退出了市場。此外，通過再就業中心和社會保障的配套改革，還建立了國企職工可以流動的機制。
2000年底，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和脫困三年目標基本實現。當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實現凈利潤2392億元。全國31個省區市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全部實現整體盈利。大所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
3年改革脫困突破了改革的瓶頸，大量解決了難點問題，承受住了改革的風險，實現了改革的階段性轉換。“在三年改革脫困之后，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就向著有進有退的所有制調整、優勝劣汰的結構調整、產權多元化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深化下去了。”邵寧說。
出資人登場 ：國有大企業改革提速
通過“抓大放小”，國有經濟的布局結構集中到了大企業層面，國企改革進入以國有大企業改革為重點的改革階段。隨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出資人缺位問題凸顯出來。
2003年4月6日，北京宣武門西大街26號，新成立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掛牌。按照黨的十六大確立的原則，中央、省、市三級國資監管機構陸續建立，從體制機制上實施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改變了長期以來國有資產多頭管理、無人負責的局面。
此后，《企業國有資產法》、《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以及與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規規章的出臺，使國資監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入由出資人依法推進的新階段。這是一套從無到有的制度設計和建設，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結合，從清產核資、摸清家底入手，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開始著手建立。
當年參與建立考核制度的國務院國資委業績考核局原局長李壽生告訴記者：“2003年我們用半年時間跑遍了當時全部的196家中央企業，請企業的負責人談想法，提辦法。考核什么，怎么考核，沒有現成的經驗。但當時對我觸動很深的是企業負責人對我們工作的大力支持，因為大家認識到非改不可！”
以經營業績考核為抓手，建立和完善業績考核、重大責任追究等機制，使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得到層層落實，結束了國有企業領導人有任期無考核的歷史，“業績升、薪酬升，業績降、薪酬降”的激勵約束機制，在國有企業建立起來。
2003年9月23日，國務院國資委發布招聘公告，首次組織中國聯合通信集團等6家中央企業的7個職位進行公開招聘，在海內外產生了積極影響。輿論認為這是對行政任命制的突破。以公開招聘中央企業高級經營管理者為突破口，探索建立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選人用人新機制，央企高管全球市場化招聘為國有企業延攬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如今在南光集團任董事會秘書、總法律顧問的趙玉阜就是其中的一位。趙玉阜是土生土長的黑龍江人，在當地一家航運企業做到了副總的職位。央企高管招聘給了他新的人生契機。他憑借自身實力一路“過關斬將”，加入當時的中國長航。
“我是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受益者，正是改革使我這個外來人走上央企的重要崗位。”趙玉阜說。當年，“公開招聘來的干部”成為趙玉阜的一張“名片”，如今，像趙玉阜一樣招聘來的高管在國有企業已經不再“稀奇”。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和市場化選聘相結合，國有企業選拔經營管理者的視野越來越寬。
另一項改革也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2005年10月，時任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向寶鋼集團5位外部董事鄭重頒發聘書，揭開了國有獨資公司治理結構改革的新篇章。中央企業董事會試點工作被稱為“國資委成立以來最大的新聞”。以董事會建設為著力點，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使國有大企業的公司治理開始由“一把手負責制”逐步轉向董事會決策、經理層執行、監事會監督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更多的制度設計和建設逐步展開。建立企業國有資產經營管理重點環節的監督體系；加強產權流轉監督，形成覆蓋全國的國有產權交易監控平臺，從制度上遏制了國有資產的流失；以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為核心，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和國有產權轉讓；建立并逐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落實國有資本出資人收益權；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分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
積極推進中央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推動央企主營業務整體上市。通過企業重組進一步推進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
2002年至2012年10年間，全國國企年營業收入年均增長20.9%，凈利潤年均增長19%。上繳稅金年均增長20.6%。隨著經濟效益的提升，2007年起，國有企業開始向國家上繳紅利（1994年由于當時國企經營困難暫停繳納），此后，上繳比例穩步上調。國有股權劃開始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使人民群眾擁有了更可靠的社會保障。
國企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社會輿論用“新國企”這個名詞來形容經歷改革脫困陣痛、走出黯淡谷底的國企方陣。經濟效益大幅提升的原因，一是這一時期經濟實現高速增長，同時，也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紅利讓國企釋放出全新的活力。
頂層設計出臺：改革全面深化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60項336條改革意見中，把國企改革列為重點改革之一，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并強調要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
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表示，由“管企業為主”轉為“管資本為主”是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管資本而不是管企業”將從根本上理順長期困擾我們的政府、市場和企業的關系，化解體制轉軌中的諸多矛盾。政府只有從管企業中抽身而出，轉為管資本，才能真正以股東的身份行使股權，才能更加專注于的國有資產投資回報率提高。
2015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這是新世紀以來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制定規格最高的文件，是指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在國企改革發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
與之相配套，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財政部、發改委、國資委等部委相繼制定出臺了深化薪酬制度改革、規范履職待遇、完善國有資產監督、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企分類改革等專項改革意見或方案，形成了“1+N”文件體系，共同構建起了深化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
隨著“1+N” 政策體系搭建完成，改革試點梯次展開，重大改革舉措層層落地，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和歷史性成就。
以管資本為主推進國資監管機構職能轉變，監管效能持續提升。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不斷深化。國有布局結構調整加快。十八大以來，中央企業先后完成20組38家集團重組。截至2018年11月，央企數量已由2003年的189家減至96家。國企公司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國國有企業公司制改制面達到94%。分類改革實現破題，董事會建設進一步加強，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取得突破性進展。首批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2013年至2017年，民營資本通過各種方式參與中央企業混改，投資金額超過1.1萬億元，省級國有企業引入非公有資本也超過5000億元。同期，國有企業積極投資入股非國有企業，其中省級國有企業投資參股非公有企業金額超過6000億元。中央企業“壓減”減少的11650戶法人中，超過2000戶的控股權轉讓給了非國有資本。
以混改為契機，國有資本有進有退，進一步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國有資本功能有效放大。目前，中央企業超過80%資產已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軍工、通信、運輸、礦業、冶金和機械等重要行業。
2016年10月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召開。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全面加強，有力促進和保障了企業改革發展。82家中央企業和30個省級國資委建立黨建考核機制，推動黨建工作從“軟指標”變成“硬約束”。
“市場的活力來自于人，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文件首次提出“國有企業家”概念。相比“國有企業干部”、“國企領導人”等稱謂，“國有企業家”概念的提出，也是對我國國有企業市場主體的充分肯定。
“不論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企業’才是主語。要按企業的規律做企業。”原國機集團董事長任洪斌說。
國企創新活力迸發，制造出一大批大國重器，涌現出一大批大國工匠。2018年中國有120家企業入圍《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其中國有企業達86家，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有48家。
值得一提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中，國有企業承擔了約80%的去鋼鐵產能任務和70%的去煤炭產能任務；中央企業2016-2017年共退出鋼鐵產能1600萬噸、煤炭產能6200萬噸，2018年上半年退出煤炭產能340萬噸，化解鋼鐵過剩產能任務已全部完成。
40年滄桑巨變，國企改革改變的是陳舊的體制機制，不變的是國有企業對國家、對社會的使命和責任擔當。改革開放4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為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要求，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2017年11月，國務院印發《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國有資本劃轉社保基金全面提速。
十八大以來確定的國企改革主體框架已經形成，許多任務仍在落實中。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如何繼續發揮引領作用，加快自身改革發展，躋身全球競爭,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是國有企業改革下一站重要課題，改革仍處于“現在進行時”。
（經濟日報 記者：李予陽 責編：渠麗華） 國企改革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一直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40年來，在并無現成經驗可借鑒的情況下，我國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實際的國企改革之路。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活力和競爭力不斷增強。國有經濟布局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不斷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進一步增強。
破冰起航：放權讓利激發活力
早在1978年，改革開放的序幕拉開。經國務院批準，四川6戶國營工業企業率先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其核心是“放權讓利”，當時的國有企業是政府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人、財、物和產、供、銷都由政府直接管理。統收統支、統負盈虧扼殺了企業的活力，效率低下，浪費嚴重。當時在國有企業，廠長想給職工修個廁所，都得給上級打報告申請，又如何讓他們大展拳腳謀發展？
1984年3月，福建省55名廠長、經理給省委書記寫信，要求為企業“松綁”。《福建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發表了這封對中國企業有著重要意義的信——“請給我們‘松綁’”。之后，《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等媒體紛紛轉發，在全國引起了轟動。
經濟學家厲以寧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出現了明顯的成效，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鄉鎮企業也蓬勃發展起來。要不要在這個基礎上將改革向城市全面推進，就成為大家思考的問題。”
當時還在天津重型機器廠當車間副主任的蔣子龍寫了一部風靡一時的改革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塑造了國企改革典型喬光樸。喬廠長把全廠近萬職工都推上大考核、大評議的第一線，把不稱職人員撤離崗位，迅速提高了生產人員的素質，使全廠勞動生產率節節上升。這部小說因為反映了時代的改革心聲受到熱烈歡迎。
春潮涌動，各地掀起改革熱潮，涌現出一大批像“喬廠長”一樣的改革闖將。
在浙江，海鹽襯衫廠廠長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開了中國企業改革的帷幕”，學習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車間實行了“聯產計酬制”。做多少襯衫，就拿多少工錢，上不封頂，下不包底。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這個小廠的產品暢銷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
1984年，石家莊造紙廠銷售科長馬勝利毛遂自薦承包，并主動把承包指標從70萬元調高到140萬元。針對造紙廠存在的問題，他推出了改革“三十六計”和“七十二變”。比如在產品結構上，把衛生紙的包裝由1個規格改為6個規格，有圓的、方的、長的、短的、大包的、小包的。為了開拓市場，專門成立信息情報室，并在銷售業務員中開展新客戶開辟獎。這些改革措施現在看來并不多么高大上，但在當時都屬于“突破”之舉，大大激發了職工的積極性。到年底，石家莊造紙廠超額完成承包指標。馬勝利也被冠以“馬承包”，而成為全國聞名的風云人物。
1987年10月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的媒體見面會上，幾個嶄新的面孔引發了西方記者的好奇。時年37歲的關廣梅，和其他三位企業家一起代表著1980年代末中國社會最為重要的新興力量。在西方記者的追問下，關廣梅坦率透露了她在1986年的全部年收入:44000人民幣，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下，這個數字是中國人平均收入的12倍。事實上,關廣梅激起西方媒體興趣的不僅是財富數據，而是她在經濟并不發達的遼寧本溪市租賃了本溪市蔬菜公司的8個食品商店、擁有1千名員工。這引起了社會上對個人承包、租賃和租賃群體的經營方式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即所謂姓“社”、姓“資”的爭論。大討論也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經濟日報》上刊出了長篇通訊《關廣梅現象》，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大討論。并在《“關廣梅現象”提出了什么》一文中明確指出，“人們不要動輒提出姓什么問題，不要受舊框框、舊模式的影響，一遇到改革現象，一講改革人物，就用‘社’和‘資’的陳舊尺度去衡量，觀念不改革，我們將永遠在姓什么問題上爭論不休，徘徊不前。”
1987年6月起，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全國范圍普遍推行，極大地激發了企業的積極性，僅僅兩個月就一舉扭轉了全國工業企業實現利潤連續22個月下滑的局面，全面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后20個月，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增創利稅369億元，相當于1981至1986年6年間企業所創利稅的總和。承包制兼顧國家、企業、職工三者利益，實現了國家財政、企業留利、職工收入共同增長的新格局。
制度創新：初步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目標
承包經營制仍是一種淺層次的改革，所有制沒有變，結構沒有變，企業和職工的社會定位也沒有變，改變的是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盡可能充分地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當短缺經濟終結、結構調整加快的時候，一些長期困擾國有企業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清、包袱過重、缺乏自我約束和自我發展能力等問題相繼浮出水面，實踐呼喚深層次的制度創新，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開始了探索和試點。
股份制逐漸進入決策層的視野。1984年4月，國家體改委召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會后下發的《座談會紀要》提出對城市集體企業和國有中小企業要進一步放開搞活，“允許職工投資入股，年終分紅。”1984年11月18日，由上海電聲總廠發起成立的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向全社會公開發行股票。隨后，公司改名為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
1986年8月3日，沈陽防爆器材廠宣告破產，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產的國營企業，在當年成為“爆炸性”的新聞。大家意識到，國有企業不再是一條不沉沒的大船，經營效益不好，也會退出市場。
1988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確立了國有企業是獨立的法人主體而不是政府附屬物的法律地位。“把國營大中型企業推向市場”則是《企業法》中另一項引人關注的內容。
隨著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其靈活的機制在競爭中顯示出強大吸引力，當時出現了“星期天工程師”現象，國有企業和科研院所的技術人員，星期天到附近鄉鎮企業“走穴”，提供技術服務。
1993年2月，經濟日報在頭版報道了發生在大連兩家不同所有制企業間的一場風波，成立50余年、有6000多名職工的大型國有企業大連機床廠（“大機”）的總經濟師、總設計師、總會計師助理3人同時出走，到一個成立剛兩個月、不滿百人的村籌辦鄉鎮企業——大連渤海機床廠（“小機”）。時值雞年，文章起了個充滿意味的標題來紀錄這場風波——《小機斗大機》。當事者原“大機”總經濟師李福喜道出出走原委：除了個人待遇，更看中“小機”廠給的事業發展空間。《“小機”斗“大機”》反映出的問題也折射出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迫在眉睫。
人們逐漸認識到，要真正搞活企業，除了改善企業生產經營的外部環境，實現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規范政府行為外，還必須改革企業內部的各項基本管理制度，特別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分配和人事制度。全國開展了“破三鐵”的改革熱潮。嘗試打破“鐵飯碗”、“鐵工資”和“鐵交椅”。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拉開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序幕。以此為標志，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由此進入探索制度創新的新階段。全會閉幕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開始實施，使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公司化改造有了法律依據。1994年，國家選出100家國企推進試點，探索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時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的陳清泰同志指出，試點是改革的“尖刀班”，改革就是要脫胎換骨。當時在北新建材擔任一把手的宋志平（現任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對這句話印象深刻，感受頗深：“脫胎換骨的改革意味著勇氣、責任和擔當，還意味著痛苦和付出。”
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推進和深化的，是國有企業管理的轉型。
邯鋼經驗是20世紀90年代國企管理轉型時期影響最大的典型。上世紀90年代，總經理劉漢章敢為天下先，大膽把市場機制引入企業內部經營管理，解決內部成本與市場脫節的問題，在企業內部建立起靈敏有效的傳導機制。把10萬個指標分解到2.8萬名職工頭上，使“人人頭上頂著一把算盤”，“算了干”而不是“干了算”，在挖潛增效的同時堅持技術改造，提高產品質量。邯鋼利潤總額連續4年保持全國同行業前三位，連續8年穩居河北省第一位。
“邯鋼經驗”在全國掀起了一場企業管理模式革命，先后有2萬余家企事業單位到邯鋼學習取經，被譽為我國“工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1996年9月，邯鋼經驗展覽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開展，應觀眾強烈要求把展期由原定的10天延長到24天，隨后在各大城市巡展，所到之處觀者如潮，其中重慶觀眾超過10萬人。
浴火重生：脫困攻堅的艱難抉擇
1992年之后，中國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一路飛奔。民營企業蓬勃發展，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外資企業也雄心勃勃進軍中國市場。然而，在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背負著傳統體制沉重負擔的老國企走不動了。機制老化、負擔沉重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凸顯。
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撥改貸”開始，財政就不再給國有企業撥資本金。此后，財政對國有困難企業的補貼也逐漸停止。國有商業銀行獨立經營主體的地位日益強化，對效益差的企業不愿貸款。1997年、1998年的財政和金融體制改革，完全切斷了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輸血渠道。對國有企業來說，這無異于是斷了后路，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原本已十分困難的國企，更是雪上加霜。
“1998年，全國國有企業盈虧相抵實現的利潤是213.7億元。改革都是逼出來的，當不改革的風險要大于改革風險的時候，改革就是必然的選擇。”原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說。
1997年底，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就是改革脫困的“三年兩大目標”。一場意義深遠的改革攻堅戰由此打響。
1998年，紡織全行業開始“壓錠、減員、調整、增效”為主要內容的結構大調整。紡織業國有經濟占比一直較高。棉紡錠70%分布在國有企業，相當一部分又分布在中心城市。上海當時的紡織產業大軍曾達到55萬人。許多棉紡廠車間一眼望不到頭，上班時工人們在織布機前穿梭忙碌著，下班時候廠門口人潮涌動，非常壯觀。國企脫困三年攻堅開始，上海以壯士斷腕的勇氣率先敲響壓錠第一錘，首批銷毀12萬錠落后紗錠。改革后，上海、青島、天津等原先的紡織大市，有的徹底與紡織行業告別，有的轉向專攻棉面料研發、設計。到1999年底全國紡織行業累計壓錠906萬錠，分流安置職工116萬人。淘汰壓縮落后產能的同時，技術改造使紡織企業技術裝備上了一個大臺階。紡織全行業實現利潤9.5億元，提前一年完成了全行業脫困任務。到2000年實現利潤更是創出歷史最好水平。
3年改革脫困，包括其后的兩年時間（1998年至2002年），上百萬家國有、集體中小企業改制退出，根本性改變了國有經濟的布局結構，國有經濟的戰線大大收縮，布局機構得到優化。通過國有大中型困難企業的政策性關閉破產，5000多戶扭虧無望的困難企業退出了市場。此外，通過再就業中心和社會保障的配套改革，還建立了國企職工可以流動的機制。
2000年底，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和脫困三年目標基本實現。當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實現凈利潤2392億元。全國31個省區市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全部實現整體盈利。大所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
3年改革脫困突破了改革的瓶頸，大量解決了難點問題，承受住了改革的風險，實現了改革的階段性轉換。“在三年改革脫困之后，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就向著有進有退的所有制調整、優勝劣汰的結構調整、產權多元化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深化下去了。”邵寧說。
出資人登場 ：國有大企業改革提速
通過“抓大放小”，國有經濟的布局結構集中到了大企業層面，國企改革進入以國有大企業改革為重點的改革階段。隨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出資人缺位問題凸顯出來。
2003年4月6日，北京宣武門西大街26號，新成立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掛牌。按照黨的十六大確立的原則，中央、省、市三級國資監管機構陸續建立，從體制機制上實施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改變了長期以來國有資產多頭管理、無人負責的局面。
此后，《企業國有資產法》、《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以及與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規規章的出臺，使國資監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入由出資人依法推進的新階段。這是一套從無到有的制度設計和建設，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結合，從清產核資、摸清家底入手，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開始著手建立。
當年參與建立考核制度的國務院國資委業績考核局原局長李壽生告訴記者：“2003年我們用半年時間跑遍了當時全部的196家中央企業，請企業的負責人談想法，提辦法。考核什么，怎么考核，沒有現成的經驗。但當時對我觸動很深的是企業負責人對我們工作的大力支持，因為大家認識到非改不可！”
以經營業績考核為抓手，建立和完善業績考核、重大責任追究等機制，使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得到層層落實，結束了國有企業領導人有任期無考核的歷史，“業績升、薪酬升，業績降、薪酬降”的激勵約束機制，在國有企業建立起來。
2003年9月23日，國務院國資委發布招聘公告，首次組織中國聯合通信集團等6家中央企業的7個職位進行公開招聘，在海內外產生了積極影響。輿論認為這是對行政任命制的突破。以公開招聘中央企業高級經營管理者為突破口，探索建立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選人用人新機制，央企高管全球市場化招聘為國有企業延攬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如今在南光集團任董事會秘書、總法律顧問的趙玉阜就是其中的一位。趙玉阜是土生土長的黑龍江人，在當地一家航運企業做到了副總的職位。央企高管招聘給了他新的人生契機。他憑借自身實力一路“過關斬將”，加入當時的中國長航。
“我是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受益者，正是改革使我這個外來人走上央企的重要崗位。”趙玉阜說。當年，“公開招聘來的干部”成為趙玉阜的一張“名片”，如今，像趙玉阜一樣招聘來的高管在國有企業已經不再“稀奇”。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和市場化選聘相結合，國有企業選拔經營管理者的視野越來越寬。
另一項改革也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2005年10月，時任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向寶鋼集團5位外部董事鄭重頒發聘書，揭開了國有獨資公司治理結構改革的新篇章。中央企業董事會試點工作被稱為“國資委成立以來最大的新聞”。以董事會建設為著力點，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使國有大企業的公司治理開始由“一把手負責制”逐步轉向董事會決策、經理層執行、監事會監督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更多的制度設計和建設逐步展開。建立企業國有資產經營管理重點環節的監督體系；加強產權流轉監督，形成覆蓋全國的國有產權交易監控平臺，從制度上遏制了國有資產的流失；以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為核心，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和國有產權轉讓；建立并逐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落實國有資本出資人收益權；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分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
積極推進中央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推動央企主營業務整體上市。通過企業重組進一步推進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
2002年至2012年10年間，全國國企年營業收入年均增長20.9%，凈利潤年均增長19%。上繳稅金年均增長20.6%。隨著經濟效益的提升，2007年起，國有企業開始向國家上繳紅利（1994年由于當時國企經營困難暫停繳納），此后，上繳比例穩步上調。國有股權劃開始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使人民群眾擁有了更可靠的社會保障。
國企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社會輿論用“新國企”這個名詞來形容經歷改革脫困陣痛、走出黯淡谷底的國企方陣。經濟效益大幅提升的原因，一是這一時期經濟實現高速增長，同時，也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紅利讓國企釋放出全新的活力。
頂層設計出臺：改革全面深化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60項336條改革意見中，把國企改革列為重點改革之一，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并強調要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
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表示，由“管企業為主”轉為“管資本為主”是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管資本而不是管企業”將從根本上理順長期困擾我們的政府、市場和企業的關系，化解體制轉軌中的諸多矛盾。政府只有從管企業中抽身而出，轉為管資本，才能真正以股東的身份行使股權，才能更加專注于的國有資產投資回報率提高。
2015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這是新世紀以來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制定規格最高的文件，是指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在國企改革發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
與之相配套，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財政部、發改委、國資委等部委相繼制定出臺了深化薪酬制度改革、規范履職待遇、完善國有資產監督、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企分類改革等專項改革意見或方案，形成了“1+N”文件體系，共同構建起了深化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
隨著“1+N” 政策體系搭建完成，改革試點梯次展開，重大改革舉措層層落地，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和歷史性成就。
以管資本為主推進國資監管機構職能轉變，監管效能持續提升。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不斷深化。國有布局結構調整加快。十八大以來，中央企業先后完成20組38家集團重組。截至2018年11月，央企數量已由2003年的189家減至96家。國企公司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國國有企業公司制改制面達到94%。分類改革實現破題，董事會建設進一步加強，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取得突破性進展。首批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2013年至2017年，民營資本通過各種方式參與中央企業混改，投資金額超過1.1萬億元，省級國有企業引入非公有資本也超過5000億元。同期，國有企業積極投資入股非國有企業，其中省級國有企業投資參股非公有企業金額超過6000億元。中央企業“壓減”減少的11650戶法人中，超過2000戶的控股權轉讓給了非國有資本。
以混改為契機，國有資本有進有退，進一步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國有資本功能有效放大。目前，中央企業超過80%資產已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軍工、通信、運輸、礦業、冶金和機械等重要行業。
2016年10月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召開。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全面加強，有力促進和保障了企業改革發展。82家中央企業和30個省級國資委建立黨建考核機制，推動黨建工作從“軟指標”變成“硬約束”。
“市場的活力來自于人，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文件首次提出“國有企業家”概念。相比“國有企業干部”、“國企領導人”等稱謂，“國有企業家”概念的提出，也是對我國國有企業市場主體的充分肯定。
“不論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企業’才是主語。要按企業的規律做企業。”原國機集團董事長任洪斌說。
國企創新活力迸發，制造出一大批大國重器，涌現出一大批大國工匠。2018年中國有120家企業入圍《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其中國有企業達86家，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有48家。
值得一提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中，國有企業承擔了約80%的去鋼鐵產能任務和70%的去煤炭產能任務；中央企業2016-2017年共退出鋼鐵產能1600萬噸、煤炭產能6200萬噸，2018年上半年退出煤炭產能340萬噸，化解鋼鐵過剩產能任務已全部完成。
40年滄桑巨變，國企改革改變的是陳舊的體制機制，不變的是國有企業對國家、對社會的使命和責任擔當。改革開放4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為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要求，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2017年11月，國務院印發《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國有資本劃轉社保基金全面提速。
十八大以來確定的國企改革主體框架已經形成，許多任務仍在落實中。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如何繼續發揮引領作用，加快自身改革發展，躋身全球競爭,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是國有企業改革下一站重要課題，改革仍處于“現在進行時”。
（經濟日報 記者：李予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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