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根本性轉變。隨著德、意、日法西斯聯盟瓦解，日軍在太平洋戰場開始喪失戰略主動權。為挽救頹勢，日本侵略軍向正面戰場的豫、湘、桂等省發起新的戰略性進攻。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根本無力應付這一局面，本應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對敵、共克時艱，卻反其道而行，準備展開第三次反共高潮。
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經過長期艱苦奮戰，增強了抵御敵人大規模進攻的能力，逐漸掌握戰爭主動權。尤其是經過大生產運動，生產自給能力不斷增強，抗日根據地得到鞏固和擴大。基于此，面對國民黨頑固派來勢洶洶的反共浪潮，一方面，我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通過調動軍隊積極應對；另一方面，投放大量生產資金，增加貨物貿易，囤積必需物資，做好充足后方保障。然而，嚴酷的戰時環境與根據地應對經濟封鎖措施等復雜因素相互交織，導致根據地一度出現經濟過熱。
以陜甘寧邊區為例，1943年邊幣發行量增加13倍，下半年出現物價猛漲現象，以及一系列貿易、金融和財政問題，給邊區人民生活造成較大困難。如何擺脫通脹，保證百姓正常生活，成為我黨必須盡快破解的重大難題。
統一貿易預測商情，創造主動貿易環境
陜甘寧邊區物價猛漲，從貿易角度而言，主要是一些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物資急缺，比如棉花、布匹和糧食。要想換取這些物資，主要依靠食鹽。國民黨頑固派卻企圖“不讓一粒糧、一尺布進入邊區”，同時千方百計阻止邊區食鹽出口。在嚴密封鎖狀態下，邊區對外貿易出現了進口貨貴、出口貨便宜的嚴重不等價交換現象，而且存在進口大于出口的入超。
經過調查研究和反復思考，主持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主要負責人陳云認為，軍事封鎖和進出口入超，都是被動的貿易環境所致，必須爭取主動、占領先機。他提出了實行貿易統一、事先準確估計市場商情、等價交換應以物物交換的比例計算、及時提高土產出口價格、不能不計成本購買“呆貨”等多項詳盡具體的措施。這些部署及時有力，邊區進口棉花布匹、出口食鹽等被動狀態得以有效扭轉。
以棉花進口為例，按照部署，為阻止商人走私和抬價，財政廳、建設廳開始統一收購棉花。無論公私商店，凡是購棉者都必須向建設廳報名，不得直接在民間收購。到了9、10月間，關中平原新棉花上市時，邊區把棉花價格調整到超出國民黨區棉價一倍多，調動了民間商人向邊區售棉的積極性，也驅動了封鎖邊區的國民黨軍隊賣棉賺錢的欲望，形成了“高價招遠客”效應。如此一來，邊區在兩個月內爭取到進口優質新棉花百萬余斤，為發展紡織業、滿足衣被需求預備了充足原料，打了收購棉花大勝仗。
通過統一步調、及時研判商情并強調運用市場商品流通規律辦事，邊區在進出口價格上逐漸實現了有利等價交換，1944年出超19億元邊幣，完全扭轉了被動局面。
發行商業流通券，努力穩定金融預期
金融狀況同貿易狀況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邊區出現物價大幅波動與貨幣發行量變化息息相關。
1941年邊幣剛開始發行時，邊區銀行采取慎重的發行方針，限制邊幣發行總量，放款主要向生產傾斜，既避免過量發行造成金融波動，又避免不發行帶來的資金短缺。到了1943年，邊區銀行一度劃歸邊區政府財政廳領導，邊區政府將銀行當成財政出納，引起邊幣過量發行。通過深入總結這次教訓，陳云肯定1941年發行邊幣的做法是正確的，認定陜甘寧邊區銀行屬于企業性質，不可以成為財政出納。
隨后，陳云又發現，邊幣對法幣比值太低，對于擴大邊幣流通量、穩定金融有不利影響。經過反復比較二者比值，陳云提出要將比價提至1∶1，同時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頓，就必須用一種“偷梁換柱”的辦法，發行一種新票子。不過，這在政治方面會有不良影響。
經過再三考慮，陳云提出可否考慮由鹽業公司發一種流通券，代替新票子。
陳云等人認為，這種流通券定價應與法幣保持1∶1，與邊幣比價則固定于1∶9并使其在邊區流通。在將邊幣逐漸收回到預想程度時，就可以把邊幣、法幣比價提升為1∶1，然后再停止流通券發行，以邊幣收回流通券。這樣一來，市面金融可不受影響，又達到了驅逐法幣的目的。
這一辦法提交西北局討論后，在1944年5月23日召開的西北財經辦事處會議上通過。7月1日，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授權陜甘寧邊區貿易公司發行“陜甘寧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此券票面50元，可與邊幣互相兌換并作為特別放款投放于貿易中，大大穩定邊幣與法幣比價。
由于正確認識和對待邊幣發行量、邊幣法幣關系等問題，陜甘寧邊區穩扎穩打，通過排擠法幣換回大量物資，提高了邊幣幣值，實現財政不再從銀行透支的目標。銀行發行準備金達到90%以上，物價實現了一年上漲兩三倍的相對穩定狀態，達到預期局面。
化解“小公”“大公”矛盾，平衡邊區財政收支
財經工作錯綜復雜，各種因素相互交織。貿易困難、金融波動等問題也會對根據地財政產生重要影響。
大生產運動以來，陜甘寧邊區一直實行財政供給和生產自給相互結合的財政體制。1943年，生產自給獲得不小發展，各機關、部隊和學校有了“小公”架子，但對于集中領導和統一計劃安排有所忽視，出現了嚴重浪費現象。作為邊區政府財政的“大公”家底薄弱，還沒有擺脫依靠發票子彌補赤字的狀態。處理好“小公”和“大公”關系，進一步做好財政平衡，成為亟待化解的重要矛盾。
經過研究，陳云等人認為，解決矛盾的辦法不一定要靠銀行發票子，而是開源節流。開源是指發展生產、整頓稅收；節流是指消滅浪費、節省開支。“一方面靠自己動手，一方面靠稅收。因此，要求做財經工作的同志，從財經辦事處起，眼睛要看稅收和節約。”
陳云還指出，管理財經的領導機關要站在各機關“小公”的地位，當好總務處長；各機關“小公”負責人也要站在財經辦事處主任、財政廳廳長的角度看問題，通過換位思考，引導大家形成“小公”服從“大公”，眼前服從長遠、局部服從全局的統一認識。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邊區財政工作克服了一些單位存在的浪費人力、物力現象，逐步建立起“大公”家底。1944年，邊區財政收支基本達到平衡。到了1945年，解放區軍民開展對日全面反攻作戰，邊區大批干部、部隊出發開赴前線，盡管財政支出急劇增加，但延安大小家當都已經建立起來。當時，財政儲蓄足夠使用一年，各單位也都有儲蓄，解決了廣大干部出發開辟新解放區的路費、服裝、馬匹等開支，而且為邊區人民留下一些家底。
歷史細節內蘊乾坤。在戰火紛飛的革命斗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不僅體現在血雨腥風、英勇殺敵的疆場上，而且融入與百姓魚水情深的黨群關系之中。重溫抗日根據地財經工作探索，我們深切感受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發展思想具有深遠歷史意義和強大的內在生命力。以今日視角觀察，這一思想既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也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由此成為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遵循。（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呂立勤 梁劍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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