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下半年，按照中共中央部署，人民解放軍各路大軍相繼由內線轉向外線作戰，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中國革命形勢達到新的歷史轉折點。為適應新形勢，解放區集中統一管理財政經濟工作實踐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集中管理大勢所趨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悍然挑起全面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力量堅決予以反擊，戰爭進行一年后，形勢開始向有利于革命力量的方向變化。戰爭開始時國民黨軍隊有430萬人的總兵力，一年后減少到373萬人，其中正規軍由200萬人減少到150萬人。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人民解放軍總兵力已由127萬人增加至195萬人，其中野戰軍由61萬人發展到100萬人以上。解放軍在粉碎國民黨軍隊全面進攻后，又接連挫敗其對山東、陜北的重點進攻，并在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戰場轉入局部反攻。
中共中央根據整個戰局發展情況，審時度勢，針對蔣介石關于將戰爭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戰略企圖，先后作出一系列新的部署：在南線，逐步形成“三軍配合、兩翼牽制、內外線密切配合”的戰略進攻態勢；在北線，中央軍委決定以東北民主聯軍、晉察冀軍區和晉冀魯豫軍區的部隊為依托，繼續在內線殲敵，收復失地，擴大解放區，策應外線作戰，并為最后全殲內線敵人創造條件。當時，中共中央的戰略意圖很明顯，那就是不等完全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和人民解放軍總兵力超過敵軍，就“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調動敵人回援后方，迫使敵人轉入戰略防御，改變敵我攻防態勢，將中國革命推向新高潮。
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的偉大歷史意義，恰如毛澤東所言：“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
隨著革命高潮的到來，國民黨軍隊據點被逐步肅清，而我方晉綏、晉察冀、東北和山東等解放區逐漸擴大并朝著連成一片的趨勢發展。這一朝著有利于革命力量變化的新形勢，也促使我們原來對敵占區的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斗爭辦法必須作出相應調整。在財政經濟工作方面，由分散管理走向集中統一，已是大勢所趨。
集思廣益匯聚經驗
1947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在邯鄲以西晉冀魯豫中央局所在地武安縣冶陶鎮召開華北財經工作會議，各大解放區都派了代表參加。黨中央之所以選擇在晉冀魯豫開會，主要由于那時國民黨軍隊已無力開展全面進攻，只能向陜甘寧邊區和山東解放區東西兩端重點進攻，晉冀魯豫地區處于相對和平狀態，戰爭干擾較少。從3月15日舉行預備會，到3月25日至5月11日召開正式會議，與會者對財政經濟工作基本方針、財政工作和經濟工作中具體問題進行詳盡討論，內容十分豐富，集中了各解放區經濟工作的經驗。
會議形成了《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會議綜合報告》。這一報告的初稿，是由率領華東代表團與會、時任山東省政府秘書長兼實業廳廳長薛暮橋起草的。報告經過與會者多次討論修改，5月初大體定稿。
報告指出，當前形勢下幾個經濟問題的解決辦法，強調必須把戰爭和生產結合起來，以戰爭保障生產，以生產支持戰爭。生產如不發展，這樣大規模戰爭很難長久支持；反之戰爭如不勝利，則生產也難以保障。
報告強調，必須堅持幾個原則：一是獨立自主思想，要加大對手工業保護力度，獎勵土產輸出，限制外貨輸入，爭取貿易出超；二是克服缺乏長期戰爭的思想，要認識愛國自衛戰爭的長期性，努力開源節流，爭取財政收支大體平衡；三是依靠農民為農民服務的思想，必須特別重視農業生產和農村手工業發展，金融工作必須為農民服務；四是照顧整體的思想，克服山頭主義、本位主義思想，要保證鄰區物資交流與內地貿易采取同樣政策，實現鄰區貨幣互相支持并在財政上相互調劑，協助貧窮地區，避免苦樂不均現象。
報告還指出，貨幣工作今后發展方向，認為本幣在市場上取得獨占地位后，必須慎重掌握貨幣發行數量，以免引起物價劇烈波動。為此，必須爭取財政收支大體平衡，掌握一定數量的糧食棉布等重要物資，在秋收以后和春荒時期，貨幣流通需要數量多少不同，也應當作適當調劑。
這次會議決定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按照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有步驟地統一各解放區的財政，并廣泛開展調查研究，積極籌備統一貨幣的工作，為統一財政奠定基礎。
人民幣成統一貨幣
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后，晉冀魯豫和晉察冀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陜甘寧、山東解放區的形勢也從敵軍進攻轉為人民解放軍反攻。各解放區之間的金融貿易關系必須適應新情況，逐步建立統一指揮，聯合行動。這是放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新課題，其中至關重要的便是貨幣問題。
當時，華北解放區已經連成一片，各根據地原先各自發行的貨幣需要互相流通，但經常互相壓價。同時，各區為支援戰爭，不得不增發貨幣，導致物價不斷上漲。薛暮橋在1948年1月寫的《對于整理貨幣的意見》一文中說道：“我們現在貨幣制度存在著兩大缺點：一個是不統一，一個是不穩定。由于不統一，各地區間物資交換發生嚴重困難，部隊機動也有困難。由于不穩定，生產和正常貿易有危險性，信用制度難以建立，并獎勵投機事業的發展。”
1948年5月，時任黨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來到西柏坡，聽取了相關情況匯報，認為需要集中管理財政經濟工作，很有必要成立中央財政經濟部。不久之后，黨中央取消華北財經辦事處，成立了董必武擔任部長、薛暮橋擔任秘書長的中央財政經濟部，加強對財經工作的領導。那時，周恩來規定每天晚上10點到凌晨一兩點處理財經工作，指定薛暮橋和解放軍總后勤部部長楊立三每晚到他的辦公室去，在他指導下工作。在聽取薛暮橋匯報后，周恩來指示中央財政經濟部及時掌握各地物價情況，用控制貨幣流通量的辦法來保證各解放區的物價大體上按同等幅度上升，以保持貨幣比價的基本穩定。他要求中央財政經濟部每5天向他報告一次各解放區的物價變動情況，根據物價變動的情況來控制各解放區的貨幣發行數額。通過統一調度和有效控制，解放區物價要比國民黨統治區物價穩定得多。
1948年秋開始，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展開，軍費開支浩大的問題更加凸顯，各解放區、野戰軍的財政入不敷出，物價需要進一步穩定。為了有效統一貨幣、平衡財政，達到支援戰爭的目的，12月1日，由原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并而成的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宣告成立，同時開始發行新貨幣——人民幣。
人民幣發行之初，與之前流通于各解放區的舊幣形成固定比價，同時流通。比如，1元人民幣等于100元冀南幣或北海幣、1000元晉察冀邊幣、2000元西農幣或陜甘寧流通券，兌換數量無限制。1948年12月，新華社發表社論指出，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新幣后，華北、山東、西北各解放區之前流通的舊幣將停止發行，并逐步收回。人民銀行新貨幣的發行，預示著解放區貨幣的進一步鞏固，以及解放區經濟的進一步繁榮。隨后，各解放區紛紛發布相關訓令、通告等，深入貫徹落實中央有關精神。比如，西北財政經濟委員會12月發布的一則《通令》指出，自1949年1月1日起實行以新幣為本位幣，并責成銀行及貿易公司代理人民銀行總行逐漸收回舊幣。凡銀行、貿易公司、財政廳、建設廳、聯防軍后勤部及各所屬部門，以及其他機關學校、團體和公營企業，一律改用新幣為記賬本位幣。
當時，中央令各地區提出1949年財政收支預算和要求，發行人民幣的數額經中央審查決定。為了審批各地貨幣發行和財政預算，薛暮橋向周恩來提出了人民幣流通原則，也就是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物價與貨幣發行數量同步增長；各解放區不論貨幣發行多少和物價高低，每一人口的平均貨幣流通量相當于30斤小米。如果貨幣增加一倍，物價也上升一倍，仍是30斤小米。與此同時，薛暮橋根據財政供給和人民負擔的關系，計算出按照當時生產和生活水平，每100個居民只能養活2名脫產人員，超過此數就要依靠“外援”，即由中央發行貨幣來供應。按照這些規律和數據來審批各地的貨幣發行和財政預算，就可以大體做到公平合理。
1949年3月，薛暮橋在《大眾日報》撰文稱，“貨幣統一以后，各解放區的經濟生活即將完全打成一片，這將大大有助于生產的發展和市場的繁榮”。由此可見，貨幣統一讓人民幣在群眾中生根發芽，信用日益穩固。這不僅體現了解放區集中財政經濟工作的精要所在，而且展現出我們黨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領導經濟工作的大智慧、大氣魄、大擔當。（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呂立勤 梁劍簫）
手機看中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