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1929年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條，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幾十年來世界各個角落發生的大大小小危機，人們總能在所謂“意外”與“巧合”中翻找出那條指向危機的線索，總能發現被人們忽視的經濟規律在默默發生作用，總能在事后驚覺那些貫穿于繁榮時期的盲目、扭曲、過剩、膨脹，其實早已一次次傳遞出累積風險的明確信號。
世界經濟已進入風險易發、高發期，能否精準預判風險苗頭、把握危機走向，至關重要。對于我國而言，諸多新興領域既無可參照的發展路徑，也無可照搬的成熟經驗，為此必須增強預判風險的本領，提高防范化解風險的水平。
經濟領域風險的成因與演化日趨復雜
風險往往具有較強的隱匿性。人們習慣用“黑天鵝”“灰犀牛”來比喻風險。前者指的是那些意料之外的、產生重大影響的風險；后者指的是那些由于太常見而被忽視的風險，如同犀牛，待它真正沖到眼前，人們才驚覺為時已晚。
“黑天鵝”難以預測，“灰犀牛”雖不易察覺卻有跡可循。1992年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可以被看作20世紀70年代以前布雷頓森林體系內在矛盾的翻版；1997年泰銖急劇貶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但早在1996年泰國就已出現金融不穩的明顯跡象，國際投機者蠢蠢欲動；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其房地產市場早已出現信貸擴張的巨大泡沫。
即便人們一次次被“灰犀牛”撞倒，但如何識別、預判潛在風險，至今仍是世界性難題。
一方面，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加深，風險的成因日趨復雜，從單一風險源演變為多點關聯風險源，風險識別的難度呈幾何級增長。以金融危機為例。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金融危機通常只表現為單一形式，比如，60年代的英鎊危機是貨幣危機，80年代的美國儲貸協會危機是典型的銀行業危機。但進入90年代，金融危機的綜合性特征愈發明顯，外溢性影響突出。例如，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開始收緊時，世界經濟將經歷“痛苦”的調整過程：外部市場流動性突然收縮，一些發展中國家可能出現資本外流、貨幣貶值、資產價格下降等現象，如果該國的經濟基本面不健康，甚至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另一方面，認識和操作誤區頻頻成為危機的“導火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對市場繁榮有非理性預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投機心理盛行，采取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金融市場監管失效，縱容虛擬經濟盲目擴張，等等。
此外，經濟周期固有的“復蘇—繁榮—衰退—蕭條”也值得重視。當前，世界經濟依然低迷、復蘇道路曲折，我國經濟發展也面臨“三重壓力”，經濟下行有可能使各類隱性風險“水落石出”。
善于從經驗教訓中總結應對之策
不論是在經濟學的書本上，還是在實踐中，人們都發現并接受了一個事實——風險無法完全被消除，但這并不意味著面對風險無計可施。我們既要積極尋找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應對之策，更要在危機處置中汲取經驗、深化認識，總結行之有效的應對之策。
第一，用發展的眼光研判風險、用改革的手段化解風險，在發展中防范化解風險。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既不能因噎廢食，為了化解風險而停下發展的腳步，又不能揚湯止沸，只關注表面現象、不深究根本問題。比如，在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中，我們強調采用改革創新的思路，綜合考慮經濟發展、結構升級和社會穩定等多重因素，有效避免了相關風險的“大爆發”“硬著陸”。
第二，堅持系統觀念，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系統性工程來抓。在觀察風險時，我們既要關注經濟領域，又要考量非經濟領域對經濟的影響，還要關注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帶來的“輸入性風險”。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時，需從多方面共同發力，既要用好“政府之手”，也要用好“市場之手”，形成合力。以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為例，不能僅僅依靠金融監管部門，財政部門等其他相關部門也要積極參與。
第三，發現苗頭果斷出手，避免單一風險演化為系統性風險。近年來，我國及時出手整治互聯網金融亂象，目前P2P網貸機構已全部退出經營；對虛擬貨幣炒作加以遏制，境內比特幣交易量全球占比從90%多下降至10%；針對一些負債規模大、可能威脅金融安全穩定的高風險企業，果斷決策、及時處置，穩穩托住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第四，分類施策、精準拆彈，最大限度降低損失。在穩妥處置一些高風險中小金融機構的過程中，我們根據風險的不同特點、成因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分類施策、精準拆彈。在處置影子銀行風險、互聯網金融風險的過程中，以上特征也都有所體現。
第五，構建預警機制，做到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具體來看，我們推行“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金融監管，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重點做好防范化解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協調工作；健全風險監測預警和早期干預機制，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統籌監管和互聯互通，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和監管信息共享。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務實舉措，都旨在未雨綢繆、見微知著、抓早抓小。
密切關注、遏制、防范風險之源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一個動態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謀求再平衡的過程。我們既不可能實現無風險的“真空環境”，又要將風險保持在總體可控的范圍內，維護經濟社會大局穩定。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密切關注、遏制、防范各層面各領域的盲目野蠻擴張。
其一，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一個老話題。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把舉債籌資作為發展經濟的重要杠桿。中央政府為了平衡國家財政收支、籌集建設資金等，會發行國債；地方政府為了彌補地方財力不足、應對危機和抗擊自然災害、改善民生和保護生態環境、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等，也會舉借“地方債”。
就債務本身而言，并非越少越好，債務風險與債務所對應的資產質量直接相關，只要資產質量有保證，債務風險就基本可控。需要關注的是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一些地方政府超出自身財力，通過融資平臺公司、政府投資基金、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違法違規或變相舉債，形成隱性債務。而部分金融機構認為地方政府不會破產，在提升業績的驅動下為地方違法舉債提供“彈藥”，進而助推了隱性債務的增長。
隱性債務具有存量規模不清、增量難以控制、債務結構復雜、融資成本高企、缺乏有效監管、償債壓力過重等特點。可以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絕不是一個小問題，也不是一個能輕松解決的問題。有專家認為，2022年是地方債到期的高峰期。我們需要高度重視房地產行業承壓、土地市場降溫等因素對地方財政收入造成的影響。
其二，房地產市場風險較為典型。
2021年下半年以來，個別頭部房地產企業的債務違約風險逐漸顯性化，引發市場高度關注。從長期看，若既要保持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又要實現與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就需正視房地產業在經濟中的作用，合理定位房地產行業，進而為有效構建房地產市場的長效調控機制打下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房地產業對于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房地產業規模大、鏈條長、涉及面廣、關乎眾多就業，一頭連著經濟增長，一頭系著社會民生，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未來仍將持續。從這個角度看，保持房地產融資的穩定性對于穩定宏觀經濟、防范化解風險均具有重要意義。
房地產市場風險的成因復雜，既是長期矛盾累積的結果，又是短期融資市場收縮的結果。具體來看，一是房地產開發經營過度依賴金融杠桿，高負債、高杠桿、高周轉；二是房地產企業紛紛布局金融領域，投資、持股商業銀行、保險機構、信托公司等，產業資本過度進入金融行業。隨著經濟結構優化調整與轉型升級、“房住不炒”定位的進一步明確以及家庭資產配置邏輯發生變化，房地產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縮表、出清，“去金融化”“制造業化”“功能民生化”已逐漸成為行業共識。
治頑疾需用緩藥。去年下半年，部分金融機構曾誤解監管部門的房企融資政策，加之房企信用風險不斷抬升，融資市場曾出現短期、過度的應激反應，大幅收縮信貸資金，一定程度上誤傷了部分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甚至造成預期不穩，引發“處置風險的風險”。下一步要在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下，積極穩妥處置已暴露風險，同時加強預期引導，進一步提升房地產金融政策的精準度，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一致性、穩定性，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加強對長租房市場、保障性住房建設的金融支持力度，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
其三，企業層面滋生的風險日益凸顯。
近年來，一些大企業盲目投資，非理性多元化擴張，過度依賴金融杠桿，產業資本過度進入金融行業；部分中小企業借助較寬松的融資環境渡過了難關、避免了被市場淘汰，卻掩蓋了自身存在的一些經營短板問題，甚至錯過了轉型機會。當政策收縮、再次面臨經濟下行壓力時，這些企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償債壓力，甚至形成了大批不良貸款。
以信貸領域的“聯保互保”為例。作為一種增信方式，互保、聯保曾是銀行業廣泛使用的“信貸創新”。在經濟上行期，多家企業結成擔保關系，約定如果一家企業無法償還貸款，由其余企業共同為其償債。此舉雖方便了企業融資，可一旦遭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一家問題企業就有可能將多家經營正常的企業拖入償債泥沼，“火燒連營”引發次生風險，導致風險蔓延。
總結歷史經驗不難發現，產生風險的直接誘因，除了一部分是產能過剩行業的風險暴露，更多的則是由于偏離主業的盲目投資。一些企業主投資意識很強，在流動性寬裕期間從銀行里借來的錢并非全部投入實體經濟，有一大部分進入了房地產、礦產、期貨等高風險領域。而在擔保鏈、民間借貸等關聯性因素擴散放大效應的作用下，一些企業自身資金鏈本來沒有問題，但因卷入擔保鏈出現代償風險。
這些年，我們經歷了一些大型企業集團破產重組事件，廣大企業愈發認識到、感受到“做生意是要有本錢的，借錢是要還的，投資是要承擔風險的”這一市場原則的硬約束。但也要看到，認識不等于行動，有行動的意愿不等于有行動的能力，企業進退兩難、“飲鴆止渴”的情況也并不少見，風險亦在持續累積。
“禍幾始作，當杜其萌；疾證方形，當絕其根。”當前面臨的這些重點問題，表面上是盲目野蠻擴張惹的禍，但究其根本，還是源于在推動發展中沒有尊重發展的客觀規律。這也是不同領域各類型風險隱患發生和累積的“原點”，是我們需防范化解的“最大風險”“根本性風險”。
下一步，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繼續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基本方針，抓好風險處置工作。既要切實轉變觀念，增強風險意識和堅持底線思維，又要有解決具體問題的好辦法，制定可行的風險化解方案，還要有長遠的眼光，及時預判風險、識別風險、處置風險。在用好制度之力上下功夫，加強法治建設；在壓實責任上下功夫，壓實地方黨政同責，壓實金融監管、行業主管、紀檢監察等部門責任，壓實企業自救主體責任；在強化能力建設上下功夫，補齊監管短板，建立一體化風險處置機制，提高跨市場跨行業統籌應對能力……總而言之，就是要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確保“中國號”巨輪在新時代的航程上行穩致遠。
（調研組成員：經濟日報記者 欒笑語 于 泳 郭子源 原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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