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著力解決資源環境約束突出問題、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莊嚴承諾。實現“雙碳”目標任重道遠，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把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

　　一項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戰略決策

　　放眼全球，一場空前的經濟社會變革已然開啟，“雙碳”航道上千帆競發、百舸爭流。只有那些真正洞見“雙碳”目標下革命性變化和巨大潛力的國家，才能在這個歷史進程中行穩致遠；只有那些主動順應碳中和發展趨勢，把握綠色低碳轉型機遇的弄潮者，才能占得發展先機。

　　觀察工業革命以來的發達國家，它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經歷了達到歷史最高值，然后由增轉降的自然過程。基于經濟增長不再以增加碳排放為代價，碳達峰被認為是一個經濟體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的標志性事件。

　　“早日達成碳中和”，始于人們對地球變暖現實的自省與自律，后來成為被各國政府重視的一致性行動。如今，全球承諾碳中和的國家和地區超過了130個。

　　再將目光轉向我們自身。進入新發展階段，在追求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路徑上，推進“雙碳”既是順天下大勢而為，也是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不是別人讓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必須要做。

　　——推進“雙碳”，是我國破解資源環境約束突出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

　　自然資源是國家發展之基、生態之源、民生之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跡，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資源環境約束也越來越接近上限。2020年我國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攀升至73%和43%。鐵、銅、鎳、鈷等戰略性礦產品供應長期依賴國際市場；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5%的糧食主產區缺水問題突出；對資源不當利用導致環境污染、生態退化。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短缺、環境容量有限；另一方面是傳統粗放的增長方式遇到了不可持續的危機。從源頭上、從根本上跨過資源環境這道坎兒，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成為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抉擇。

　　從長遠看，相對于分布極不均衡的化石能源，如果能夠構建起以風、光等可再生能源為主的綠色低碳能源體系，就將大大降低國際地緣政治對我國的影響，提高能源安全自主保障水平，對構建能源發展新格局具有戰略意義。

　　——推進“雙碳”，是我國順應技術進步趨勢、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迫切需要。

　　“雙碳”時代，世界經濟將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全球能源版圖面臨革命性重構。地球上普遍存在的風、光，抹平了各國在自然資源上的差距，未來能源利用的重點將不再是資源爭奪，而是技術競爭。

　　事實上，新一輪產業競爭已經拉開帷幕。歐盟提出2035年前要完成深度脫碳關鍵技術的產業化研發，美國也計劃在氫能、儲能和先進核能領域加大研發投入。日本在可再生能源制氫、儲存和運輸、氫能發電和燃料電池汽車領域都具有優勢，其目標是氫能利用的綜合系統成本降低到進口液化天然氣的水平。競爭遠不止此，在全球低碳轉型的大潮下，能源、電力、材料、建筑以及生產制造、交通運輸等多領域將出現一系列創新成果，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新服務。機不可失，我國必須迎頭趕上，爭創新優勢。

　　全球碳中和帶來的改變正在發生，低碳化將成為產業鏈新標準。僅以蘋果公司為例，根據該公司2030年實現碳中和的承諾，其原材料獲取、零部件生產、芯片制造、產品組裝等產業鏈條上的每一個環節都要實現碳中和，這將倒逼整個產業鏈形成新標準。當可持續發展成為國際通用語言，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時，只有練好“內功”，才能拿到“通行證”。

　　——推進“雙碳”，是我國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求、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迫切需要。

　　從發展的角度看，碳排放與大氣污染物高度同根同源，發展綠色低碳能源與經濟轉型，是從源頭上有效減少常規污染物排放。未來，隨著末端污染治理的技術潛力收窄，源頭減排將對我國2035年乃至2050年重點地區空氣環境質量持續提升發揮更大作用。由此，推進“雙碳”的行動，也是當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著力點。

　　從自然的角度看，自然生態系統是碳匯的重要來源。推進“雙碳”，將進一步深化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之間共生聯系，通過生態保護修復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將帶來生物多樣性保護、土壤改善、空氣質量凈化等多重協同效益，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自然向好”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推進“雙碳”，是我國主動擔當大國責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迫切需要。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何去何從，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實現“雙碳”目標，既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也體現了積極促進國際大合作，讓人類命運共同體行穩致遠的大國擔當。

　　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我國引領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談判進程，積極推動《巴黎協定》的簽署、生效、實施，推動構建全球氣候治理新體系。承諾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遠遠短于發達國家所用時間，這意味著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并為實現這一目標付諸行動。以此向世界發出明確信號，那就是氣候問題亟待解決，多邊主義框架下的全球合作是解決氣候問題的關鍵。

　　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

　　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挑戰，并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夠達成的，需要作出艱苦卓絕的努力。

　　首先，與完成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還在深入推進，經濟仍保持著中高速增長，能源消費繼續保持剛性增長。其次，發達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過渡期短的有近40年、長的有70年，而我國只有30年。

　　挑戰更在于，我國經濟產業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多年來形成的高碳路徑依賴存在較大慣性。以能源結構為例，化石能源消費占比高達85%左右，燃煤發電更是占到全部發電量的62%左右。再看產業結構，世界公認的高碳且難減排的行業，包括煤炭、鋼鐵、石化、水泥等占比過高。我國鋼鐵產量全球占比超過50%，水泥產量全球占比接近60%。即便如此，當前一些地方仍抱有盲目上馬“兩高”項目的沖動。

　　發達國家的經歷顯示，如果不考慮綠能替代效應，那么碳減排曲線與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以及城市化率密切相關。一般來說，服務業占比達到70%左右，或城市化率達到80%左右時，碳排放開始達峰并下降。而我國相較于發達國家表現出來的這兩個結構特征還有一段距離。

　　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困難和挑戰是不容忽視的。同時也要看到，作為一項具有重大影響的綜合決策和戰略抉擇，它既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好高騖遠。

　　我國碳減排取得了明顯成效，為實現“雙碳”目標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國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發展道路，著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啟動全國碳市場交易，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加快構建了“雙碳”政策體系。

　　我國擁有開發潛力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我國能源稟賦固然可以說是“多煤、缺油、少氣”，但豐富的可再生能源不應再被輕視。后者不僅儲量巨大，而且成本正在快速下降。目前，我國已經開發的風能、太陽能均不到技術可開發量的十分之一，同時還有可觀的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固廢能源化等。技術進步、規模化經濟以及行業競爭，推動過去1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急劇下降。2019年全國光伏發電成本相比2010年降低了82%；陸上風電降低了39%，已經形成對煤電的價格優勢，并進入平價上網階段。

　　特別是，我國新能源產業已在國際上具有一定優勢。歷經40年追趕，我國制造能力、研發能力、資金投入能力與市場規模早已今非昔比。以我國風電設備生產為例，在起步階段的1997年，每千瓦成本高達2500美元，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2010年，降至700美元左右；2015年以后，進一步減至500美元，約為發達國家的一半。目前，我國光伏產業生產能力和市場規模均居世界第一，并已實現全產業鏈國產化。

　　新能源產業優勢不僅得益于制造與創新能力，還因為有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支撐。2019年我國水能、風能、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占世界比重分別達到30.1%、28.4%和30.9%，2008年至2018年年均增速分別為6.5%、102.6%和39.5%，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僅為2.5%、46.7%和19.1%。上述因素有利于在全球形成磁力場效應，聚攏更多的資本和技術，為我國在新一輪產業競爭中換道超車創造條件。

　　顯而易見，相對于發達國家實現碳中和，我國還擁有綠色發展的“后發優勢”。我國工業化、城鎮化起步較晚，新增的工業產能和城市基礎設施需求，可以通過發展綠色產能和綠色基建來實現，避免傳統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鎖定效應”。此外，隨著以重化工業較快發展為重要特征的工業化接近尾聲，諸如前些年開始，鋼鐵水泥等行業大都出現了產能過剩跡象，傳統制造業碳排放將陸續達峰并轉入平臺期，而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比重將持續提升，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綠色低碳技術應用日益廣泛并向各產業領域滲透，將帶來巨大的綠色低碳轉型收益。

　　實現“雙碳”目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內在要求。當然，在這樣廣泛而深遠的綠色轉型中，一定要掌握好節奏，不能引起能源短缺危機，也要將能源價格保持在相對低廉的水平，既給百姓生活帶來真真切切的便利，又使我國制造業繼續在世界上保持足夠競爭力。

　　一場跨度將長達40年的硬戰持久戰

　　實現“雙碳”目標，是多重目標、多重約束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應堅持系統思維，處理好發展和減排、降碳和安全、整體和局部、短期和中長期、立和破、政府和市場、國內和國際等多方面多維度關系。它既是一場跨度將長達40年的硬戰、持久戰，也是我們黨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歷史進程中的一場治國理政能力大考。

　　實現“雙碳”目標，尤其要發揮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黨中央成立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出臺的《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構成碳達峰、碳中和兩個階段的頂層設計，成為“1+N”政策體系中的“1”，其他包括能源、工業、交通運輸、城鄉建設等分領域分行業實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撐、能源保障、碳匯能力、財政金融價格政策、標準計量體系、督察考核等保障方案都在推進之中。按照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范風險的原則，各項工作有序展開。

　　加強統籌協調為首要之義。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個整體概念，不可能由一個地區、一個單位“單打獨斗”，必須堅持“全國一盤棋”。要把“雙碳”工作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實到位。從我國現階段國情出發，堅持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扎實推進“碳達峰十大行動”，因地制宜，上下聯動，匯聚起地方、行業、企業和社會公眾的強大合力。

　　推動能源革命是主陣地。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堅持先立后破、通盤謀劃，傳統能源逐步退出必須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不能盲目追求“去煤化”。應加快建設大型風光電基地、新能源供給消納體系；堅決控制化石能源消費，尤其是嚴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費增長；夯實國內能源生產基礎，把促進新能源和清潔能源發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探索能源生產和消費新模式；推進新舊能源有序替代，不斷提高能源自給率，增強能源供應穩定性、安全性、可持續性。

　　抓住機遇推進產業優化升級。推動經濟增長低碳化，實現綠色發展，是我們必須邁過去的坎兒。在這方面，既要不斷做大增量，也要逐步優化存量。做大增量，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動通信（5G）等新興技術與綠色低碳產業深度融合，通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建設綠色制造體系和服務體系，提高綠色低碳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優化存量，要下大氣力推動鋼鐵、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工業領域低碳工藝革新和數字化轉型。加大垃圾資源化利用力度，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減少能源資源浪費。

　　加快綠色低碳科技革命。“技術為王”，是推進“雙碳”的鮮明特征。誰在科技創新上走在前面，誰就將占得發展先機。要更好發揮體制優勢，狠抓綠色低碳技術攻關，加快先進適用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加強創新能力建設，建立完善綠色低碳技術評估、交易體系，加快創新成果轉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鼓勵高等學校加快相關學科建設，讓綠色低碳發展人才充分涌流。

　　強化制度創新和系統集成，完善綠色低碳政策體系。推進“雙碳”離不開政策保障。破除制約綠色低碳發展的機制障礙，進一步完善能耗“雙控”制度。健全“雙碳”標準，構建統一規范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盡快補齊基礎短板，推動能源“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健全法律法規，完善財稅、價格、投資、金融政策，加大對綠色低碳產品、技術等支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引導各類資源要素向綠色低碳發展集聚。

　　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氣候治理。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區的義務，是國際大家庭所有成員共同的責任。我國要及時主動把握當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科技發展機遇期，在開放中積極開展國際科技創新合作。促進我國低碳技術發展及在全球范圍廣泛應用，提升在世界科技治理體系的軟實力、話語權，為我國可持續發展、參與全球生態治理等提供有力支撐。

　　“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面對實現“雙碳”目標這一世紀大考，各級干部要牢固樹立新發展理念，增強應對氣候變化意識，提高抓綠色低碳發展的本領，全力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作出更大貢獻。

　　（經濟日報調研組 調研組成員：經濟日報記者 曹紅艷 周 雷 齊 慧 王軼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