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科學高效的宏觀經濟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要求，對于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著重強調“宏觀經濟治理”，指出要“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能力”。“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將“完善宏觀經濟治理”作為“提升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的首要內容，這意味著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性顯著提升，涵蓋范圍將比宏觀調控更寬更廣。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明確提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陳彥斌在接受經濟日報采訪時表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作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宏觀調控理念與思路的重要創新。基于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通過加強結構政策、增長政策與穩定政策的積極配合，將進一步提升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理念思路全面創新升級

　　2024年3月20日，全國首單水土保持生態產品價值轉化交易在浙江安吉簽約——產品受讓方浙江綠郡龍山源旅游發展有限公司以3328萬元，獲得安吉縣黃浦江源石門坑生態清潔小流域河垓區塊水土保持生態旅游資源6年經營權。

　　青山有“價”，綠水含“金”。隨著《生態保護補償條例》于2024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我國成為世界上首個針對生態保護補償全面立法的國家，這也讓越來越多的生態保護主體吃下了“定心丸”。

　　不再過度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增加對經濟波動的容忍度，強調經濟增長的“含金量”“含綠量”……這背后，正是我國宏觀調控理念和思路的全面創新與升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調控體系的不斷完善，對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繼續沿用以往的調控方式，不僅在調控效率上會出現下滑，還可能帶來一些比較明顯的“副作用”。

　　在此背景下，宏觀調控開始發生調整與變化，并逐步形成了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的宏觀經濟治理思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變，短期或暫時的調控措施可能會起到一定的緩解和應急作用，但要從根本上實現平衡和充分的發展，需要有更加科學有效的宏觀經濟治理。

　　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劉偉近日撰文表示，“宏觀經濟治理”，就是基于中國宏觀經濟典型事實形成的理論概念和邏輯體系，是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的重要成果。基于中國宏觀經濟實踐的“宏觀經濟治理”，是一個更為豐富完整的體系——無論是在體系結構上，還是在政策工具和調控方式上，中國的“宏觀經濟治理”這一基本范疇，不僅在概念上區別于西方的“宏觀經濟調控”，而且在內涵上也不同于西方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

　　陳彥斌認為，從脈絡上看，新時代宏觀經濟治理經歷了4個明顯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基于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要判斷，宏觀調控理念與思路發生了全面轉變；第二階段是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形成了宏觀經濟治理新思路；第三階段是立足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要求，健全和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第四階段是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宏觀經濟治理思路全面成型。

　　統籌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

　　自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第一次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的要求之后，“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觀調控政策要有機結合”等表述，高頻出現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諸多重要會議上。

　　一般而言，在宏觀經濟出現周期性失衡時，需要政府進行逆周期調節，但若力度過猛則會產生較大負面效應，形成巨大的政策調控成本，進而降低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張曉蘭表示，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提出在逆周期調節的同時引入跨周期調節，目的就在于降低逆周期調節的成本，增強宏觀經濟治理的有效性和政策的可持續性，促使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同時為可持續穩定增長創造政策空間，提高經濟發展的均衡性。重視跨周期調節與逆周期調節相結合，以跨周期調節為補充，補齊逆周期調節短板，可有效平衡經濟增長、金融風險、經濟結構等多個目標之間的關系，為宏觀經濟治理預留出足夠的政策空間。

　　當前，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深水區”，束縛經濟發展的很多問題都是長期性、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事實上，逆周期的總量政策很難實現結構性調整任務，經濟發展有可能出現“市場失靈”。陳彥斌表示，此時，跨周期調節就是要讓短期經濟增長在合理目標區間，宏觀經濟風險沒有過度積累，核心是經濟增長質量和數量的邊際改進，繼而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

　　近年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推進實現共同富裕、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保障初級產品供給、堅定不移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等目標，正是在宏觀領域對跨周期調節的充分運用。從根本上看，“不追求畢其功于一役”的跨周期調節舉措，不僅是國內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內容，也將有力熨平經濟波動，確保穩健的經濟基本盤，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一個復雜而系統的工程，需要從多個維度進行綜合施策，以確保宏觀經濟治理的科學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實踐中，從全局出發、從系統出發，在多重治理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實現相向發力，是宏觀經濟治理的基本方法論。

　　一段時間以來，宏觀政策取向上存在沖突的情況時有發生。比如，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宏觀政策取向應該是擴大內需，但在不少地方仍不同程度地存在“限購”政策，讓促進消費等舉措打了折扣。再如，促進節能降耗的大方向沒有問題，但部分地方采取“一刀切”措施，“一人感冒全家吃藥”的政策取向，讓經營主體無所適從，繼而給市場預期帶來了不利影響。

　　對此，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并提出要確保各項政策“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運行回暖向好，但也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要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的態勢，就要在直面問題的基礎上出實招，將政策舉措形成合力，繼而轉化為有效的經濟增長率。

　　不難看到，隨著2023年增發1萬億元國債，降準降息、減稅降費等政策效應在今年持續釋放，以及項目審批、要素資源供給等新政策措施的接續出臺，宏觀經濟領域的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正形成正向疊加，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回升向好。與此同時，各地區各部門靠前發力、精準發力、協同發力，也謀劃出臺了更多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既與宏觀政策形成呼應，又是對其內容的細化實化。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宏觀政策的范疇已遠不止貨幣和財政政策，它還包括科技、就業、改革等多個領域的政策組合。也就是說，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在政策取向上的一致性，不僅涉及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作用，還包括就業、科技、生態等領域各類政策的組合發力。專家表示，將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目的在于政策同向發力，避免因政策效果的碎片化導致“合成謬誤”。

　　陳彥斌表示，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是黨中央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最新理念，也是中國特色宏觀治理的又一重要理論成果。取向一致的正向宏觀政策有助于改善預期、提振信心，有助于釋放清晰明確的市場信號，通過出臺一攬子宏觀政策組合，形成宏觀調控與微觀市場運行的雙輪驅動，將更好地助力高質量發展。（經濟日報記者 顧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