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八大會址
(第一次會議) 1956年9月15日～27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正式代表1026人，代表全國1073萬名黨員，候補代表86人(另有21人未到會)。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朱德、董必武等作了重要發言。大會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會議主要確定了以下幾方面內容：(1)提出了國內主要矛盾的新結論，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2)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方針；(3)強調加強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性；(4)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重申了黨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會議選舉了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97人和候補委員73人。
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1956年11月10～15日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作《目前時局的報告》，談到埃及問題、波蘭問題、匈牙利問題以及黨對這些問題所采取的政策和應記取的教訓。周恩來作《關于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報告充分肯定了成績，指出了缺點，總結了經驗教訓；報告明確提出，1957年的計劃應當在繼續前進的前提下，為基本建設作適當的壓縮；合理調整各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以適應國家的財力和物力的可能性。陳云作《關于糧食和主要副食品問題的報告》。毛澤東作總結發言，同意全會所采取的各項方針和措施，并著重談了經濟問題、國際形勢問題、整風問題和中美關系問題，號召全體工作人員向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傾向作斗爭。
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在北京舉行。鄧小平作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和會議的總結發言,陳云作《關于改進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問題和關于農業增產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會議結束前作了題為《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會議基本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及關于工業、商業、財政的管理體制和關于勞動工資、勞保福利問題的幾項規定草案。這次會議重點討論了五個問題：一是關于整風和反右派斗爭問題，肯定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很合適的形式；二是關于農業問題；三是關于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問題；四是關于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五是關于國內主要矛盾問題。這次會議對1956年黨中央所采取的反冒進的若干正確作法再次提出尖銳批評，這實際上是后來發動“大躍進”的開端。
中國共產黨八屆四中全會1958年5月3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重點討論了《中央委員會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會議關于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1958年5月5～23日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委員會作《工作報告》,鄧小平作《關于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譚震林作《關于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說明》。會議通過了上述報告。會議決議的主要內容：一是對我國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于國內主要矛盾問題的正確提法；二是根據毛澤東的倡議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三是提出改進黨的作風、加強黨的建設，以及改進管理體制和改進國家工作的任務。大會增選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中國共產黨八屆五中全會1958年5月25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為政治局委員；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為書記處書記；遞補楊獻珍、王恩茂為中央委員。全會決定出版《紅旗》雜志，每半月一期，由陳伯達任總編輯。
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會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舉行。鄧小平作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說明》,李富春作了《關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的說明》。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關于改進農村財政貿易管理體制的決議》、《關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和《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會議期間(12月1日)，毛澤東寫了《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的著名短文；12月6日，毛澤東還同有關同志談了宣傳工作問題。他提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要始終保持冷靜的頭腦，要實事求是，反對虛夸作風。
中國共產黨八屆七中全會1959年4月2～5日在上海舉行，會議聽取了薄一波作的《關于第一季度工業生產情況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報告》,李先念作的《關于財貿工作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鄧小平作的《關于經濟工作和國家機構的人事配備的說明》,李富春作的《關于準備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的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說明》。全會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關于人民公社的18個問題》的會議紀要和《關于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的方案》。會議重點討論了：(1)人民公社問題，重申計算勞動報酬的原則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2)1959年國民經濟草案；(3)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在江西廬山舉行。7月2～15日，會議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著重討論毛澤東提出的19個問題，包括形勢、任務、體制、宣傳、綜合平衡、群眾路線、協作區關系、公共食堂、農村初級市場、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等問題。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講話，指出大躍進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綜合平衡，過去安排國民經濟的次序是重、輕、農,沒有執行《論十大關系》確定的序列。應當反過來，以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重工業要為輕工業和農業服務。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明確使用“農、輕、重”的概念，是對《論十大關系》的重要發展。7月14日，彭德懷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因而在會議后期開展了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8月1日，中央常委會上，算了彭德懷的歷史舊帳。8月2日～16日召集了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公報。
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1961年1月14～18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了八屆九中全會。會議聽取和討論了李富春作的《關于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聽取和討論了鄧小平作的《關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通過《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全會正式批準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建議國務院根據這一方針，編制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全會號召全國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全會還批準成立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六個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別加強對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其中，陶鑄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擔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擔任西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擔任華北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
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先后講了話。劉少奇的講話列舉了自十中全會以來的在國際、國內方面的一些工作，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7日，會議轉為集中揭發批判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8月8日全會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8月12日，根據毛澤東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政治局常委；補選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政治局委員，李雪峰、謝富治、宋任窮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謝富治、劉寧一為書記處書記；候補中央委員遞補中央委員的有楊得志、韋國清、羅貴波、張經武、謝覺哉、葉飛；撤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楊尚昆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
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1968年10月13～31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并講了話。會議批準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用偽證寫成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會議還通過了《關于九大代表產生的決定》和《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的決定》。會議還通過了候補中央委員遞補中央委員的人員名單：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張達志、韓先楚、潘復生、劉建勛、劉子厚、吳德、李大章。
（責任編輯：孫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