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后三點半”服務能否升級換代

　　近日，深圳市教育局公布《深圳市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課后延時服務實施意見（征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消息一出立刻刷爆了深圳人的朋友圈，一位在科技園IT公司工作的家長說：“延遲放學兩小時，對每個996的‘打工人’來說，都是‘冬日里的暖陽’‘握在手里的幸福’。”

　　據了解，深圳市曾經于2015年起在320所學校開展過課后延時的試點工作，經過幾年的試點，深圳市通過第三方調研，歸納出問題，形成了現在的新方案。

　　由學校提供課后延時服務已經不是新話題了。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從教育部官網獲得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0月，全國已有30個省份出臺了中小學課后服務政策，36個大中城市（4個直轄市、27個省會城市、5個計劃單列市）66.2%的小學、56.4%的初中開展了課后服務，43.2%的小學生、33.7%的初中生自愿參加了課后服務。

　　“深圳版”的征求意見稿出臺之后，網上的討論立刻突破了深圳市的范圍，全國各地網友，從家長到老師都參與了討論。記者在翻看網上討論后發現，有關“課后三點半”的話題似乎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上一輪政策實施過程中充分討論過的一些問題，比如，“解決了家長不能接孩子的問題”“會不會增加學生負擔”“是否自愿參加”，已不是這次討論的重點。網友們更加關注政策的“可持續性”“能提供什么樣的課程”“孩子能獲得怎樣的成長”等問題，期待一個更加完善的“課后三點半”解決方案。

　　新一輪的政策到底有哪些改進？這些改進是否能真正解決“課后三點半”這一難題呢？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進行了更加深入的采訪。

　　困擾眾多中小學家長的“課后三點半”難題由來已久。

　　如果你恰好在下午三四點左右路過中國某些大中城市小學的校門口，托管機構的工作人員舉著各色引導牌接孩子是最常見的場景，家長們俗稱這些人為“地接”。當然，還有一些家長會把孩子送入培訓班。

　　長期以來，由于孩子放學時間和家長下班時間存在時間差，中小學生，特別是小學生放學后的去處是讓家長頭疼的大問題。但是把孩子送到托管機構或者課外班，不僅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報班熱”又加了一把火。

　　于是，各地紛紛出臺由政府和學校主導的解決辦法。比如，2014年，北京市推出了中小學生課外活動計劃，采取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用于中小學生課外體育、文藝、科普社團活動，時間每周不少于3天，每天不低于1個小時。

　　2017年，教育部又印發了《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對開展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作出了具體部署，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加強統籌規劃，指導轄區內中小學校做好課后服務工作，幫助解決實際困難。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一些地方，曾經參加了學校的“課后三點半”的家長，后來又慢慢退出了。

　　家長有需求、學校提供服務，為什么還會出現家長退出的情況？

　　“要想建設長效機制必須要有合理的利益機制。”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說，這些年各地出臺的政策，其開展課后服務的經費來源主要包括兩種：一種是納入財政預算，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比如上海和北京等地都采用了這樣的方式；另外一種則是有些地方在探索成本分攤機制。

　　“這就存在資金是否充足的問題。”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通常情況下，地方財政提供的資金往往少于學校的實際支出，所以學校的積極性就會降低。

　　另外還有一些地方規定，學校從校外聘請老師參與“課后三點半”的服務，校外老師可以獲得報酬，但是這種補貼并不面向本校老師，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校內老師參與“課后三點半”服務的積極性。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就會影響學校所提供的“課后三點半”服務的質量。

　　“這次深圳新政最大的改變就體現在資金投入和分配上。”熊丙奇說，深圳新出臺的征求意見稿明確表示，各學校課后延時服務專項經費預算按每生每年1000元標準作為控制數，由財政撥款。之前的經費是每生每年補貼350元，難以滿足教師課酬、教學器具和場地等費用。

　　同時規定，參與課后延時服務的校內教師按照每人每次（2個課時）不低于150元、不高于300元給予補貼。

　　深圳市一位小學校長表示，老師們平時課業負擔已經很繁重了，加上兩個小時的托管管理會讓老師們回家的時間繼續延后，如果再“被義務勞動”，老師們就“太虧了”。

　　不過，在專家看來，新一輪的“課后三點半”政策雖然在一些關鍵點上進行了改進，仍然沒有解決最根本的問題。

　　“如果只是簡單把孩子關在學校里，那是過于簡單的處理方法，對課后服務的理解就太膚淺了。”儲朝暉說，中國學生現在存在的最大問題是被“占”得太滿了，學校、課外班、家長都要來占用學生的時間。

　　儲朝暉介紹，理想的狀態是學生學習國家規定課程的時間最多只能占用60%，另外40%的時間應該由學生進行自主學習，通過一些活動使自己獲得自主的成長。而現實是，中國的孩子大多數已經形成了被動人格，就是父母或老師讓干什么就干什么，當父母和老師都不吩咐的時候，這些孩子就不知道該干什么了。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多次與高校輔導員交流時也發現了這個現象：很多孩子經過千辛萬苦考入大學后，突然像失去了方向一樣，無所事事、睡懶覺、沉迷游戲。“這些孩子就是沒有建立自己的學習目標，因為在中小學階段沒有學會自主學習，沒有很好地建立起自主性”。

　　因此，在儲朝暉看來，新一輪的“課后三點半”要升級換代就要提高托管的質量，學校托管需要履行的職責不再是怎么去學習，而是要怎么安排好這段時間的生活。課后活動的類型要多樣化，學校應該有全面系統的活動安排，突出科學性、序列性，尊重學生的主體性、體驗性。讓孩子有更多的機會接觸自然、接觸社會，學會自治，并在這個過程中形成自己的行為準則。

　　“如果沒有這些根本的改變，只是把孩子從托管班、課外班轉移到學校，進行‘物理’上的改變，其實還是沒有逃離出‘低水平’。”儲朝暉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發現，深圳新一版的方案中特別提到了要因地制宜組織學生就近到社區活動中心、少年宮、科技館、高科技企業、德育教育基地、博物館、美術館、音樂廳、文化館等場館，開展參觀、學習、訓練、體驗等活動。

　　就在深圳版“課后延時服務”征求意見稿出臺后不久，教育部在公開回復全國政協委員關于“發揮中小學校課后服務主渠道作用的提案”時指出，教育部將指導各地持續做好中小學課后服務工作。

　　一位資深教育人士呼吁：太多的孩子每天除了上課就是上課，他們的生活本應更加豐富，希望有更多更合理的解決方案出臺并能落到實處。（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樊未晨 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