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國有博物館牽手文博企業，將在IP深度開發、交流展覽、教育課程等方面開展合作 博物館 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日前，吉林省博物院與天禹文化集團有限公司在長春簽訂合作協議，計劃在文創產品開發與銷售、文化交流展覽、社會教育活動組織等方面開展合作，全方位開發吉林省博物館文化資源。
此次雙方的合作并不改變博物館的國有性質，而是社會力量參與、助力國有博物館開展運營，提升其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屬于博物館與文博企業合作的新探索。在此過程中，社會力量會為博物館帶來什么？能解決國有博物館運營中的哪些問題？會在哪些方面提供更高質量的公共文化服務？
提升社會服務的能力
英國博物館學家尼克·梅里曼曾說，長遠來看，博物館其實是一種大眾媒介。而現代博物館的定位也更傾向于通過對各種物質及非物質遺產進行收集、整理、保管、研究、展出，實現知識傳播的非正規教育機構。國外博物館每年要開發大批社會教育課程，國內博物館課程現在才剛剛起步。
以故宮為例，故宮一年要完成20萬人次的教育課程，但仍遠遠滿足不了現有需求。中國博物館協會常務理事、天禹文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宋沛然認為，“博物館想要更多地為觀眾提供文化教育服務，也需要社會力量和社會機構的配合”。
“新時代要求博物館必須確立以知識文化傳播和公共服務為經營目標的新理念，以傳播和服務為視角重新認識博物館的定位、功能、使命。”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表示，“要從傳統的以收藏、保管、研究為中心轉向以知識文化傳播和公共服務為導向，增強為觀眾和社會服務的意識，提高為觀眾和社會服務的能力”。
然而，國內大部分國有博物館在轉變定位過程中的表現并不盡如人意。我國的事業單位分為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差額撥款事業單位、自收自支單位，國有博物館基本屬于全額撥款或差額撥款事業單位，長期依賴輸血導致自身造血能力不足：一是體制運轉漸漸固定化；二是工作人員缺乏運營意識，仍囿于收藏、科研、辦展三大傳統職能。
“中規中矩時間長了，現在說要引進商業化運營模式，大多數博物館不能接受，有質疑，有擔心。”宋沛然認為，如何在博物館的公益和商業兩個屬性間形成平衡是關鍵，“不應只想著用公益創造商業價值，而是用公益服務公益”。
去年5月，中辦、國辦印發的《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明確規定：“堅持和完善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宣傳部門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工作體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推動文化建設的強大合力。”將社會力量視為工作體制和格局中的一環，這為社會力量參與國有博物館運營提供了較好的政策環境。
搭建更寬廣的交流平臺
前幾天，日本的一款建筑模型便箋紙火了。外表平淡無奇，但隨著便箋一張張被撕下，屋頂、房檐、梁柱……藏在里面的清水寺建筑模型慢慢露出，美輪美奐。有網友表示：“我估計在買回家的路上就全撕光了。”而撕下的每張便箋，沿著上面的折痕折疊之后會出現人物剪影，合起來便是一名女孩變成母親的故事，設計精心。這款產品引發了文博圈對文創產品的又一輪討論和思考。
“吉林省博物院的藏品很豐富，但專業的文創產品不多，遠未形成體系。我們要利用這些文化和文物資源，對接社會機構，搭建合作平臺，幫助博物院實現資源充分利用。”宋沛然說，“首先要做的就是幫助吉林省博物院進行文創產品的開發、經營”。
除此之外，在文化交流展覽活動方面，文博企業也同眾多博物館聯系合作，推動形成領域內的協作開發模式。過去，博物館間交流展覽主要靠館長個人聯系，很難實現大范圍互動。“從2016年開始，我們與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合作，成立中國博物館展覽交流平臺。還與中國博物館協會合作，搭建協會的展覽交流服務平臺。”天禹集團下屬的北京國文展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徐銀告訴記者，“將展覽資源放到網上，搭設一個自主交換展覽信息的免費平臺，這是國內首創”。
今年2月8日，天禹集團與意大利有關博物館合作的龐貝主題展覽將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開幕，并在西安、天津、武漢等地巡展。“國際對中國展覽非常感興趣，通過這一平臺，我們也正在把中國博物館的展覽推向世界。”徐銀說。2020年，他們還計劃在美國亞洲藝術博物館、意大利斗獸場博物館、法國凡爾賽宮博物館推出中國神話主題的文物展覽。
“要想實現轉變職能，以商業反哺公益，就需要更多社會力量助力。”浙江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教授嚴建強認為。一方面，博物館利用固有的內容專業性、熱點跟進及時性、衍生產品易用性，讓文物活起來，進行知識文化傳播，滿足公民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文博企業利用開發博物館文化資源機會，在創造商業利潤的同時，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實現企業價值。
開發更有價值的文創產品
雖然社會力量參與博物館運營有現實發展的迫切性，但因缺乏可供借鑒的國內經驗，前行依然不易。開發文創產品的博物館為數不少，如故宮本身作為一大IP已為大眾所接受，而在業內人士看來，相比國外一些商業機構，比如迪士尼的衍生品和IP開發，國內博物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迪士尼與國內博物館不同，它有自己的故事和內容，開發后能變成衍生品。”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說，“一個好的IP必須有故事IP、形象IP、產品IP、企業IP的結合，這樣貫穿下來才是真正的衍生品。現在包括故宮在內，大多是單純的文創產品，而不是衍生產品。”在這方面，文博企業雖然比國有博物館更有經驗，但也處于摸索階段，能否完成文創產品到衍生產品的升級，考驗著雙方的能力與魄力。
而從館藏文物的保護角度來看，如果博物館讓渡珍貴展品的經營權，會有很大風險，如果拒絕讓渡，雙方協作又難以深入。目前國家降低了博物館經營權出讓的門檻，但相關法律法規還未出臺或未完善，博物館的民營化市場可能會出現不小的風險。
對此，嚴建強建議：“博物館在選擇合作對象時要嚴格審查，一定要保障展品的安全和機構組織活動的專業性，維護博物館的權威和形象。”還可采取分區經營的策略，根據博物館館藏物的基本類型、重要程度、保存狀況，分為重點保護區、協調保護區、經營開發區，對重點保護區內的文物，禁止進行任何形式的經營，僅用于科研與社會教育。
在傳播角度，關強提出，“要把博物館學術研究的成果，藏品包含的豐富信息，乃至于博物館工作的思想、精神和方法等轉化為易于獲取、便于定制、內容精準的文化產品和服務”，通過網絡和移動終端、新媒體和融媒體、電視、報刊、各類公共場所設施等源源不斷地發送到廣大人民群眾和其他需求方手里，使利用博物館的傳播和服務成為現代社會生活的方式、文化和價值觀，深入社會運轉的各個層面。（王瑩參與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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