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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真跡不到十分之一 “濫董”何時休

      2019年01月23日 09:04    來源:文匯報    李婷

        董其昌是中國美術史上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人物。他翻開了文人畫的新篇章,其后,清四高僧、四王吳惲、金陵畫派、新安畫派乃至晚清近三百年的畫壇,大都在其理論影響之下而成就。學界甚至有觀點認為:“董其昌是中國書畫的標尺”“看不懂董其昌,就不算真正看懂中國畫”。

        然而,與他在畫史上崇高地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逾半個世紀以來,以他為主角的專題展在內地幾近空白,直到近期上海博物館推出《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原因何在?眼下正在滬上舉行的董其昌書畫藝術國際研討會給出的答案是:難以把握。這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董其昌學術研討會透露,雖然學界從未忽視對董其昌的研究,但其書畫真偽問題,至今缺乏實質性推進。目前,市面上署名“董其昌”的畫作大約有幾千幅,但真跡僅數百幅,不到十分之一。由于“標尺”不一,對于同樣作品,業界會出現三種以上截然不同、十分懸殊的鑒定結果。

        董其昌在世時,贗品已層出不窮

        在董其昌的相關研究中,有一個詞如影隨形——“濫董”,即指仿冒董其昌的贗品實在太多,到了泛濫的地步。據史料記載,董其昌在世時,其書畫作品已是人人爭而寶之,贗品亦層出不窮。比如,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董其昌在贈友人楊玄蔭的《嘉樹垂陰圖》軸上的自題中透露,其54歲時已有贗品行世。董其昌書畫偽作,是繼文徵明后最多的一位;而且作偽水準之高超,連董氏摯友何三畏都常常走眼。據啟功研究,從明代以來,董其昌書畫的造假者至少有趙左、沈士充、吳易、吳振、,、楊繼盛等十余人。

        “上世紀90年代出版的董其昌畫冊,如今看來,1/3約為偽作。不少研究董其昌的學術專著,書籍封面用的便是偽作。”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說,數十年來,學界對董氏書畫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深入研究,析離出了一大批贗品。然而,由于情形復雜,造假手段高明,此課題遠未完成。

        “改頭換面”系古代重要作偽手段之一,在董其昌偽作中也常出現。以上海博物館藏《各體古詩十九首》為例,此作系明代宋玨臨摹董其昌同名作,由周亮工題跋并著錄于《賴古堂書畫跋》。該卷于流傳中,經改頭換面,刪去卷后宋玨題識及周亮工題跋,并據周氏所跋內容進行蓄意加工,以冒充董氏作品牟其利。不過,此本雖非董氏真跡,但作為傳世作品甚少的明清碑學書法先驅——宋玨之長卷,亦屬難得。據考證,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行書論畫》冊,應是清代書家王文治臨董之作改換而成。

        “雙包案”,令書畫真偽撲朔迷離

        傳世董其昌書畫中不乏雙包現象。比如,上海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分藏的兩本《煙江疊嶂圖》卷便是典型的“雙包案”。兩者孰為真,孰為假?學界爭論不休,鑒定結果大相徑庭。臺北本久為人知,曾多次在畫刊中發表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其真實性從未受到質疑。

        直到1992年,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舉辦了董其昌大展,上博本出現在世人面前,使臺北本的權威性受到了挑戰。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古書畫鑒定家鐘銀蘭曾在上世紀90年代發表過相關論文,從筆性、書畫功力、流傳過程等諸方面入手,對臺北本提出質疑。

        在眼下正在進行的研討會上,美國學者李慧聞給出了另一種觀點——兩幅《煙江疊嶂圖》卷都是偽作。而據凌利中最新考證,臺北本不僅是偽作,而且是由高士奇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臨摹的。其理由有三:其一,據清人王鴻緒《橫云山人集》記載,1689年春,高士奇獲摯友王鴻緒所寄其藏《煙江疊嶂圖》卷(上博本),興奮之余當即和東坡韻作答并題于卷末;次年,高氏乘興摹了一本亦寄王氏。其二,將高氏書法風格與臺北本逐字比對后,發現該卷所謂董其昌的詩題書風與高氏手跡十分吻合,諸如結體、行氣、章法皆同,尤其是筆性皆有硬朗尖刻特征,卷中包括“江村秘藏”朱文印在內的高氏鈐印皆真。其三,高氏本人有自匿真跡、進貢偽本之故實。

        事實上,類似的“雙包案”不少。上海博物館藏《疏樹遙岑圖》軸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林和靖詩意圖》軸系雙包;安徽博物院藏有董其昌早年作品《紀游山水圖》冊,臺北同樣藏有一冊……

        辨偽識真,是董其昌研究的基本前提;反之,不僅妨礙理解董氏藝術精髓,更影響由其貫穿的文人畫史乃至海派藝術史的研究。專家呼吁,應盡快建立董其昌書畫真偽的判別標準,希望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專題展和此次學術研討會,能成為董其昌研究的一個新起點。倘有可能,甚至可以將其列為中國畫史中的一門“董學”,猶如文學史之“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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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 劉園香 )

      真跡不到十分之一 “濫董”何時休

      2019-01-23 09:04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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