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的商州鄉村、阿來的嘉絨藏區、遲子建的漠河北極村、畢飛宇的蘇北水鄉、劉震云的中原延津、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日前首播的系列紀錄片《文學的故鄉》，跟隨六位中國當代作家回到故鄉尋找他們生命的“原風景”，也讓觀眾感受中國當代文學版圖里的著名風景。

　　“故鄉是作家出發的原點。我們跟蹤記錄作家重返故鄉的過程，探究他們如何把生活的故鄉轉化為文學的故鄉。”本片導演、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說，“我期待觀眾通過這部紀錄片找到自己的文學故鄉，就是我們的精神故鄉，就是詩和遠方。”

　　故鄉是作家出發的原點 

　　寫完《滿月兒》的賈平凹陷入茫然，他發現了自己的“故鄉”商洛，于是沿丹江，下丹鳳，走商南，白天走村串寨，晚上在村民家中寫作，從此走出創作瓶頸。而他最近的長篇小說《山本》已從商洛擴大到秦嶺地區。

　　阿來曾長時間行走在馬爾康大地上，閱讀每一條河流、每一道山谷，探訪18家土司的故事，甚至還見過土司后人，但他沒想到，小說《塵埃落定》竟妙手偶得。

　　讓劉震云難忘的是年輕時在延津玉米地看書的一幕：一位農村姑娘在河邊梳妝，晚霞照亮了河水，也照亮了姑娘的臉，激發了他寫《塔鋪》。這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和文學的起點。

　　莫言從故鄉提取了膠河、石橋、高粱、紅蘿卜這些自然地理元素，又挖掘了茂腔、泥塑、撲灰年畫、民間傳說等人文元素，融匯世界文學經驗和藝術想象，創造了高密東北鄉這個熱烈濃郁的文學王國。

　　“作家的故鄉并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過了童年，乃至青年時期的地方。這地方有母親生你時流出的血，這地方埋葬著你的祖先，這地方是你的血地。”莫言說。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指出，每個有成就的作家身后，都有一個故鄉的背影或輪廓，江南之于魯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從文，上海之于張愛玲，都有著獨特意義。

　　“作為直接經驗的童年記憶對作家的創作具有決定性意義，故鄉造就了這些作家獨特的氣質和生活閱歷。”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孟繁華說，這和當下采用間接經驗的創作潮流形成鮮明對比，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藝創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

　　文學與姊妹藝術的良性互動 

　　2016年，因有《我不是潘金蓮》《一句頂一萬句》兩部由劉震云小說改編的電影公映，被市場稱為“劉震云年”。當年文藝界的這一現象，也被《文學的故鄉》收錄。

　　事實上，片中這六位作家的作品，都曾被改編為其他藝術形式。賈平凹的《高興》、阿來的《塵埃落定》、畢飛宇的《青衣》、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畢飛宇的《推拿》、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等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被改編為話劇，莫言的《紅高粱》更被改編為晉劇、評劇、豫劇、舞劇。

　　陜西省電影家協會主席張阿利認為，《文學的故鄉》再次展現出文學與姊妹藝術形式的良性互動關系：在大眾文化的時代，文學給影視和戲劇以滋養，影視和戲劇又反哺文學，擴大其影響力。

　　而紀錄片《文學的故鄉》本身，就是一次文學和影視的聯姻。作為詩人和學者的張同道，給了該片別樣的創作視角。

　　“這部紀錄片實際上是在做一種文化研究，探究為什么這些作家創作了這樣的作品，成了這樣的風格。”北京電影學院副校長胡智鋒說，該片呈現了作家的心理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同時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

　　鄉愁是對共同經歷的敬意回望 

　　對于回故鄉的提議，不是每位作家都有深深的熱忱；而一回到故鄉，作家的情感被攝影機真實地記錄下來。

　　因為父親是被領養的，畢飛宇自稱沒有故鄉，也不愿回到出生的村莊。但當他站在出生的楊家小學外，拼湊起記憶的碎片，突然拍了一下腦門，“啊”的一聲轉過頭去，長長的靜默后再轉回頭，擦了擦發紅的眼圈說：“就是這兒。”

　　因為過度砍伐，故鄉曾經歷原始森林消失、泥石流頻發的環境惡化，阿來有十多年不想回家，甚至“恨這個地方”。但再次坐在梭磨鄉的家中，拉著母親的手，他泣不成聲。

　　“你經常地回去，它就不是鄉愁。我家鄉很美好，但是你讓我留在這兒，我不愿意。”阿來在紀錄片中坦言。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認為，中國作家對故鄉的復雜情感代表了中國人的文化根性。改革開放以后，無數人離開家鄉走向遠方，這出于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推動著國家的不斷發展。

　　“正是在這種離鄉和返鄉、出走和回望中，故鄉不僅是地理的風景和生活的實體，更是我們生命的根底，飽含著面向未來的精神力量。”李敬澤說，“鄉愁，是這個急劇變化、不斷遷徙的時代中一種普遍情感，是我們對共同經歷的生活與歷史的一份滿懷敬意的回望和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