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北京9月24日訊（記者 成琪）2020年9月24日，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工作會，通報了河北康保興隆遺址等5項重要考古成果。這5項成果聚焦新石器時代重要考古新發現。

　　出土距今7700年左右的炭化黍

　　河北康保興隆遺址位于內蒙古高原的南緣，冀蒙交界的壩上草原地區，該區域地處淺山丘陵區，屬于陰山向東延伸的余脈。距今8500－5200年。

　　遺址第一至三期遺存出土動物骨骼數量巨大，種屬有牛、鹿、羊、馬、豬、狗、鳥、兔等，其中牛、鹿比例較大，還有少量魚骨。

　　遺址第二至三期遺存出土大量植物遺存，除木炭外，有栽培作物粟黍以及野生植物山杏、大籽蒿、藜等。其中，黍是我國目前有直接測年數據的最早的黍類遺存之一（約7700BP）。出土的黍則是中國北方地區粟黍馴化和旱作農業起源的重要證據。

　　興隆遺址野牛肢骨堆積 國家文物局供圖

　　通過與區域內調查或發掘的其它遺址對比，結合古環境研究成果，初步推斷，距今8500-7000年前，興隆遺址應為區域內少有的常年性居住聚落之一。

　　“對于中國農業起源的研究來說，興隆遺址發現的栽培形態，讓我們了解到了這個地區在7、8000年前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有一種農業采集人群，或者向農民過渡的階段。這也是一個比較顛覆性的認識。”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莊麗娜說。

　　中國沿海地區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

　　在井山頭遺址沒有發現之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孫國平主任一直在思考：中國海洋文化從哪里、在何時起源？之前為什么浙江、江蘇、上海沒有發現貝丘遺址？河姆渡文化來自于哪里？

　　直到有一天，孫國平無意中在田螺山遺址不遠處發現貝殼和早期陶片在一起，于是有了井山頭遺址的考古發掘。最終出土了豐富的海生貝殼、漁獵動物骨骸和陶器、木器等人工制品，“這些物品顯示出濃厚的海洋文化特征，是中國海洋文化考古和海洋環境研究的重大突破。”孫國平興奮地說。

　　浙江余姚井頭山遺址是中國沿海地區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考古發現了食物儲藏坑、露天燒火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區等。經國內外多家實驗室碳十四測定，井頭山遺址的年代距今7800～8300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年左右。

　　出土海洋軟體動物貝殼 國家文物局供圖

　　出土遺物與河姆渡文化器物有一定相似性，又有明顯差異，在紋飾、制作工藝及生業方式等方面均具有鮮明個性。該遺址的發掘對研究河姆渡文化起源以及與相鄰文化的關系，完善浙江史前文化譜系具有重大學術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井頭山遺址埋深5～10米，這是迄今浙江和長三角地區首個沿海貝丘遺址，也是中國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遺存包含濃厚的海洋文化因素，對研究中國海洋文化起源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孫國平認為，井頭山遺址的發現和發掘，為全新世以來環境變遷，海侵時間、過程、中國古海岸線發展演變及中國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人類文化的人地關系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和難得案例，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環境和海平面上升過程樹立了精確的時空坐標，也是海洋環境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

　　“井頭山遺址的發現是沿海地區早期海陸環境巨大變遷過程目前唯一可靠的證據。”

　　宮殿建筑可能是中國古代宮室形態的源頭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考古發掘一直備受關注，本次考古成果主要是確認宮城內最大宮殿建筑ⅠFJT3是迄今發現史前時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面積近8000平方米。“該建筑基址之上發現有2座主殿、東側附屬建筑、中部庭院、東部疑似廊廡等等，其結構復雜，布局規整，史前罕見，當為中國古代宮室形態的源頭。”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高江濤看來，該建筑基址延續使用時間長，顯示出特殊的功用，或為“殿堂”一類建筑。“我們國家的建筑幾千年以來，包括故宮到今天也是有內城外城，內城或者叫做皇城或者叫做宮城，這種模式其實很早至少4、5000年就已經存在了，至少陶寺就是一個例證。它的意義就在于這。”

　　一個距今5900-3800年間石家河遺址群聚格局

　　歷時6年，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又有了重大發現，確認了譚家嶺城址、印信臺大型祭祀區、譚家嶺高等級斂玉葬、三房灣專業制陶作坊等重要遺址區，初步勾勒出距今5900－3800年間石家河遺址群聚落格局及其演變過程，為深入了解石家河遺址群的宏觀結構與組織分層提供了堅實的支撐，進一步揭示了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生產專業化與社會分層化的總體趨勢。

　　其中在印信臺大型祭祀區的文化層堆積中包含著大量陶缸、陶杯等碎片及少量人骨殘骸，年代屬于石家河文化晚期。

　　三房灣東臺窯場發掘 國家文物局供圖

　　部分套缸之間存在明顯的疊壓關系，如套缸3疊壓套缸4、套缸4疊壓套缸6。陶缸均為夾粗砂紅陶，器形以寬折沿深腹小平底缸為主，紋飾以橫向寬籃紋居多。

　　譚家嶺5座甕棺出土的240余件精美玉器是后石家河文化時期石家河遺址玉器的又一次集中發現，新見的神人頭像、雙人連體頭像玉玦、虎座雙鷹玉飾、玉牌飾、虎形玉冠飾、玉虎、玉鷹等，不僅類型豐富、造型生動，而且技術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圓雕、透雕、減地陽刻、淺浮雕線刻等工藝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

　　譚家嶺虎座雙鷹珮 國家文物局供圖

　　三房灣遺址文化層揭露至第6層，第2層屬于后石家河文化時期，第3-6層屬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出土數以萬計的厚胎紅陶杯殘件，發現的遺跡多屬與制陶有關的窯、黃土坑等。其中，開口在第3層下的遺跡比較豐富，主要有黃土面、黃土坑、窯、燒土面、洗泥池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勤所長認為，本次三房灣遺址的發掘，再次揭露出大量的紅陶杯堆積，還發現一個小型陶窯，僅存底部，但結構清楚，同時還發現數個紅陶杯疊燒在一起的現象，這為三房灣作為大型專業制陶作坊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可以認為這里是一處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時期以燒制紅陶杯為主的大型專業窯場。”方勤說。

　　4000年前中國北方地區早期國家形態中等級意識和喪葬禮制

　　石峁周邊龍山時代石城聚落的調查和發掘是石峁大遺址考古工作和“考古中國”重大課題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次在周邊石城聚落調查取得新進展，新發現龍山時代石城20余座，遍及榆林地區黃甫川、佳蘆河等黃河一級支流流域，面積從數千平米到400萬平米不等，規模差異明顯，其中府谷寨山石城約60萬平方米，屬于石峁文化的二級聚落。“如果說石峁是整個石峁集團或者王國的都邑性質遺址，寨山可能是相當于市一級的。”

　　壁龕器物出土狀況 國家文物局供圖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邵晶副研究員認為，這次發現的21座石峁文化墓葬，形制特征鮮明、器物組合典型、等級區分明顯，彌補了石峁遺址墓地被嚴重盜掘的缺憾，填補了石峁文化研究的空白。

　　“與以往朱開溝、新華、神圪垯梁等墓葬的發現一同構建起石峁文化墓葬的基本框架，是研究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的重要考古學材料，體現了4000年前中國北方地區早期國家形態中等級意識和喪葬禮制。”邵晶說。

　　延伸閱讀：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開展考古中國重大研究，實證中華文明延綿不斷、多元一體、兼收并蓄的發展脈絡”，將“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納入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戰略布局。

　　2018年以來，國家文物局積極推動各級文物部門、考古機構和高校謀劃人類起源、文明起源、國家起源和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重大研究項目，陸續凝練成型“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長江下游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長江中游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海岱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夏文化研究”和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等重大考古項目，陜西石峁遺址、湖北石家河遺址、山西碧村遺址、河南二里頭遺址、新疆通天洞、西藏梅龍達普等考古工作取得重要發現，讓我們重新審視中華大地上人類繁衍演化、文明發榮滋長、文化交流融合的復雜進程，以及以中原為核心的古代中國強大的文化輻射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為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提供了豐富翔實、無可爭辯的實物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