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延綿至今未曾中斷，在人類文明史上占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彰顯中華文明的成就和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偉大貢獻，對于堅定當代中國人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文明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文明有三個組成部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物質文明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體現，包括文明賴以存在的物質資料的生產以及科學技術發展狀況，即是指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物質世界的能力。精神文明是文明社會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是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包括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主要表現為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倫理道德以及文化藝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制度文明是文明社會的組織形式即國家政體、社會的權力結構、政治制度和官僚機構等。
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文明起源是史前時期文化高度發展和社會分化的開始，具體表現是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取得較大的發展，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內容都較之于此前豐富，最根本的標志是社會出現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出現了脫離勞動、專門從事祭祀或管理職能的階層，出現了貴賤、貧富的分化，開始向文明社會邁進的進程。文明形成是史前時期文化和社會發展新階段，是文明因素從量的積累到質的變化，具體表現是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繼續取得發展，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內容都較之于此前豐富，出現大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邑，最根本的標志是階級矛盾激化，出現王權和國家。所以從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質變點就是王權和國家的出現。
二、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
國際學術界曾依據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術和城市為文明社會的標準，稱之為“文明三要素”。通過對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幾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瑪雅文明沒有冶金術，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圖案也未被認可為文字。隨著世界各地考古發現和研究取得的進展，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會發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標準。我們可以根據中國的文明的實際材料，歸納出從考古材料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志的中國方案。
根據恩格斯關于“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觀點，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出進入文明社會標準：一是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三是出現王權和國家。展開來說，進入文明社會的特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史前農業發展。農業生產技術發展，播種面積擴大，農業生產工具有明顯的改進，出現新的種類（如長江下游地區距今5500年前出現石犁），帶來生產效率提高，可以養活較多的人口，并使少部分人可以脫離勞動從事社會管理和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動。其二，手工業取得顯著進步，部分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專業化。工藝技術進步明顯，出現制作精致的手工業制品（如冶銅、玉器、漆器和精制陶器等，因地而異）。其三，出現城市。人口增加，并出現顯著集中的傾向，出現面積達上百萬平方米，具有功能區劃的大型聚落——最早的城市，出現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邑。其四，社會貧富、貴賤分化日益嚴重。形成了掌握社會財富和權力的貴族階層。出現了埋葬貴族的大型墓葬、專門墓地和大型的制作考究的高等級建筑——宮殿。其五，出現禮器和禮制。形成了以某些特殊的珍稀或高技術含量的器具（玉器、精制陶器、漆器等）和使用木質棺槨埋葬的大型墓葬等來體現持有者尊貴身份的初期禮制。其六，社會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出現了集軍事指揮權、社會管理權和宗教祭祀權于一身的王。出現了為彰顯王的權威，而動員大量勞動力興建的巨型都邑性遺址、大型高等級建筑（宮殿或祭祀設施神廟）和大量隨葬品的大型墓葬。其七，在社會的基層，血緣關系仍然保留，人們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首都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相結合的城市。其八，暴力與戰爭成為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規模逐漸擴大，軍事指揮權成為王權形成的重要途徑。
進入文明社會的關鍵標志是形成王權管理的區域性政體和服從于王的具有強制性的官僚管理機構——國家。國家和王權的產生在考古遺存中留下痕跡，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特征：其一，都城：規模宏大，需要調動大量人力建造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二，宮殿：規模巨大、建造考究的建筑；王或高級貴族居住或處理政務的場所。其三，大墓：規模大、隨葬品十分豐富的墓葬，王和其他高級貴族的墓葬。其四，禮器和禮制：彰顯權貴階級尊貴身份的標志。其五，戰爭和暴力：武器大量出現，寬大壕溝或高大城墻防御設施，人殉、人祭；用人奠基的現象。
不同文明雖然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現王權和國家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顯王權的方式和國家形態各不相同。在中國，彰顯方式如精美的玉禮器、青銅禮器、規模巨大的土木宮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墓葬等。在兩河流域和古埃及，則用黃金、寶石、宏偉的石砌神廟、金字塔和大型墓室來表現。
三、中華文明探源
中華文明發端于何時、何地？經歷過怎樣的曲折、回合？不同于世界其他遠古文明，獨立起源的中華文明能延續發展至今的內在脈絡是什么？中華文明起源，不僅是我國學者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國際學術界持續關注的研究課題。
中國古代史籍把黃帝和炎帝時期作為中華文明的肇始，但古史文獻中關于炎黃時代的記述帶有不少神話色彩，屬于古代傳說，不能作為信史。事實上，直到二十世紀末，國內和國際學術界都有一些學者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國內史學界很多學者認為，中華文明開始于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朝。而部分國外學者和個別國內學者懷疑甚至否定夏朝是一個真正存在過的王朝，認為古代中國進入文明社會時代只能從被甲骨文所證明的商朝后期開始算起。面對這些質疑，開展一項探析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的綜合性、多學科大型考古研究工程項目實為刻不容緩之舉。
2001年春季，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之后，一些參加“斷代工程”的學者積極向科技部建議，支持開展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多科學綜合研究。2001年底，科技部決定實施“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經過兩年的預備性研究后，2004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這是迄今為止中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多學科參與研究的人文科學重大問題國家級科研項目。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方針，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過程及其背景、原因、機制、特點。自2002年啟動以來，在全國近千項考古發掘中，“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發掘項目獲得“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和中國社科院考古學論壇揭曉“2022年中國六項考古新發現”等十幾項獎項。浙江良渚和陜西石茆、山西陶寺、湖北石家河等遺址的考古發現入選世界考古論壇評選的“世界十項重大考古發現”。此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還入選了世界九項重大研究成果。
（一）長江下游與淮河流域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的過程
萬年奠基：農業和定居的出現。浙江上山遺址考古發現一萬年前屬性明確的栽培水稻、迄今最早的定居村落遺跡和大量彩陶遺存，充分證明這里就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為基礎的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重要起點。浙江橋頭遺址為一處相對獨立的環壕臺地聚落單元，最早年代距今約9000年，遺跡包括房址、灰坑和墓葬等，出土陶器類型包括大口盆、平底盤、陶罐、陶壺、圈足盤等，陶衣鮮亮，以紅衣為主，也有乳白衣，體現出陶器裝飾的高超。
八千年起源：稻作農業初步發展，出現社會分化。河南賈湖遺址距今約9000年至7500年，主要是古墓葬、房址、陶窯、灰坑等。在8000年前的時候，賈湖遺址農業已經有了初步的發展，不僅出現了栽培稻，還出現了粟和黍這種北方的農作物。除此之外，考古發現了炊器、食器、盛器及漁獵工具等陶制品；具有加工、生產、生活具、裝飾等功能的石器，包括石鏟、石鐮、石磨盤、綠松石墜飾等；具有狩獵、捕撈、紡織、縫紉、生活及宗教功能的骨角牙制品，包括骨針、骨鏢、骨錐等，以及能吹奏五聲至七聲音階的管樂器實物——骨笛。遺址墓葬中發現了內裝有黑色或白色小石子的龜甲，少量的龜甲上帶有刻符。同時，8000年前，賈湖遺址已經開始出現了社會分化的跡象，某一兩座墓，隨葬品除了一般日常陶器之外，還隨葬綠松石。
七千年前：精神生活更加豐富。蚌埠雙墩遺址距今7300年至7000年，是目前所見淮河中游地區年代最早的人類定居聚落，是淮河中游史前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高峰。遺址出土了陶器、石器、蚌器、骨角器和刻劃符號等文化遺物，陶器刻畫符號是甲骨文出現之前，中國史前時期出土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最具漢字構形特征的符號資料，是探索中國文字起源的重要資料。同時，雙墩遺址陶器滲碳技術和骨角蚌器制作技術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可與同時期的黃河、長江流域史前文明媲美。雙墩聚落內發現的陶塑人頭像和刻畫符號所呈現出的史前藝術凸顯了淮河流域史前文明之光。
五千多年前：進入早期文明社會。含山凌家灘遺址距今5500年至5300年，出土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多件，其中玉器1100多件。遺址出現了140平方米、具有明確功能分區的超大型聚落——都邑；隨葬數以百計的隨葬品的大墓，反映出當時已出現嚴重的社會分化；隨葬大量武器——玉石鉞和玉龍、玉虎、玉鳥等與信仰與祭神有關的玉器，反映當時已出現初期禮制和集軍事指揮權和祭祀權于一身的最高統治者——王；大面積紅燒土建筑基址——宮殿或神廟，可能是王居住或舉行祭拜活動的場所；大量玉石鉞隨葬表明當時戰爭是常見的社會現象。凌家灘遺址出土的高規格玉器，種類繁多、造型獨特、琢磨精致，玉版、玉人、玉鷹、玉龍等代表性玉器在思想與歷史價值、工藝與藝術造詣上別開生面。
（二）良渚遺址：中華文明五千年實證
浙江良渚遺址距今5300年至4300年，由良渚古城核心區、水利系統、祭壇墓地和外圍郊區等部分組成。良渚古城大致建于5100年前，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東西長1500米至1700米，南北長1800米至1900米，總面積達290多萬平方米，相當于四個明清北京故宮城。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發現在良渚古城的外圍，分布著扁擔山—和尚地等長條形高地，均為人工堆筑而成，寬約30米至60米，人工堆筑高約1米至3米，它們斷續相接，基本構成外郭城的形態，合圍面積達630萬平方米。外城郭的存在顯示，當時良渚古城之外一定范圍內的區域是經過規劃的居住區。
良渚古城中間有一座高臺叫“莫角山”，位于古城中部偏北，為人工堆筑的長方形覆斗狀土臺。臺體底面東西長約630米、南北寬約長450米，頂面東西長約590米、南北寬約415米，面積近30萬平方米。整個土臺土方量達211萬立方米，工程量十分龐大。在高臺上，修建出多組高等級建筑群，供權貴階層居住。莫角山遺址是中國目前所知最大的史前宮殿區。
以高臺為中心，修建帶有城墻的內城。為了能建起城墻，需要先從外邊運來大量的石塊鋪墊，再運來黃土放在上面。這個城墻的寬度40米至60米，墻基長1800米，寬1500米，這個工程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整個世界范圍，工程量是最大的，所以說良渚是進入文明的比較確鑿的重要的根據之一。古城內城之中水路縱橫，一共有9座城門，其中8座水城門和1座陸城門。由于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濕地上興建的，為了防止這種山洪的侵蝕，當時的人在古城和莫角山之間修建了巨大的水利工程——攔水壩，又被稱為“塘山土垣”。水壩系統由沿山長堤、谷口高壩及平原低壩三部分組成，壩體高約10米至20米。
經考古發現，良渚古城內的莫角山遺址發現約1.2萬公斤炭化稻谷，池中寺遺址發現了約20萬公斤的炭化稻谷。古城中的稻谷很可能是由城外居民種植收獲后，不斷地向古城內輸送，為王室所服務。而且這么多的稻谷，估計應該是很廣闊的區域的人集中貢獻過來的，這樣發達的稻作農業支撐著這樣一個王權。雖然在良渚文化之前就已經出現了石犁，但良渚文化的石犁更加先進。大面積水田和石犁的應用，極大促進了當時的農業發展，使其能夠供給良渚地區為數眾多的人口。
良渚文化的高等級墓地位于專門砌筑的大型祭壇之上，年代大約距今5000多年。一座墓葬往往隨葬近百件器物，其中以數量巨大的玉器著稱；最精美的玉器發現于最高等級的墓葬，表明玉器的生產和制作是由良渚王族所控制的。最高等級的貴族——王的墓葬隨葬有制作精致的玉鉞、玉璧和玉琮。以瑤山7號墓為例，隨葬一件玉鉞，玉的柄端和底端的裝飾還存在，表明顯然是一個權杖，作為軍事指揮的象征隨葬。軍事指揮權力，是王權的一個重要的來源，另一個來源是宗教祭祀的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良渚玉器花紋復雜精美、主題單一，體現了良渚社會信仰的高度一致性。良渚文化考古發現的“神徽”的形象，應當是良渚社會普遍流行的一種宗教標志。在良渚文化各地的高等級墓葬中，雖然隨葬的玉器多種多樣，但玉器的主體形象皆有一個大大的眼睛——我們將這種形象稱為“神徽”。“神徽”的形象應為具有鼻子、嘴和大眼睛的獸面形象，獸面下方有兩個匍匐的前爪，上方騎有一個戴羽毛冠的人。目前，關于“神徽”的形象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可以據此推測，當時良渚文化區域應是形成另一種統一的原始宗教信仰體系，而且這種信仰也應該是支撐王權的一個重要象征，因為這樣的雕刻都只見于大型的高等級墓葬。
綜上所述，良渚社會稻作農業與手工業技術發達，社會生產分工精細，高端手工業（琢玉等）專業化，并出現對高端手工業制品和稀缺資源（玉料）的壟斷；存在高度一致的原始宗教信仰與貧富貴賤分化懸殊的社會結構，內外城的超大型工程反映出王權對社會資源的控制調動能力；以王為核心，覆蓋整個社會的控制網絡，形成了比較穩定的具有強制性公共權力的區域性政體——國家。根據上述關于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的論述，可以判斷，良渚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
（三）禹會村遺址：早期淮河流域史前城市化的集中反映
大禹，是中華歷史記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中國王朝國家的締造者。禹跡，是大禹治水和巡行經過的地理空間，是古人對中國的最初表達。禹會村遺址得名于史籍文獻中所記載的“大禹涂山之會”，年代距今4400年至4100年，面積達200萬平方米，核心區由內外兩重城垣的城址構成，外城面積至少50萬平方米，內城面積至少18萬平方米（城址后期被淮河沖毀）。
考古發現，禹會村龍山文化內城規劃之初在東城垣上設有大規模的禮儀性建筑和燎祭場所，城內分布有密集的房址、窯址和灰坑，是早期淮河流域史前城市化的集中反映。
遺址出土的器物組合中可以看到大量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同時期的影響。淮河中游歷來是淮夷族群生活繁衍之地、夷夏交融的前沿，是黃河、長江中下游文明互動不可繞開的節點。
禹會村龍山文化城址在淮河流域史前城址中具有時代早、規模大的特征。我們認為禹會村龍山文化城址所代表的涂山古國是歷史記憶中禹會涂山、禹娶涂山和涂山氏族群的歷史原型。
（四）夏王朝建立：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多元化一體格局開始形成
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中華文明進入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新階段。經過了約200年的發展，到了夏代后期，夏王朝的實力不斷增強，中原的引領地位逐步形成，影響范圍空前廣闊。這些可以從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得到反映。
二里頭遺址面積300多萬平方米，年代為距今3800年至3500年，是包括宮城、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墓葬區以及規整道路網絡的重要都邑，也是中國同時期規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最早的具有規制的宮城、最早的具有規制的中軸線和左右對稱的宮殿、最早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最早的青銅容器（禮器）群、最早的玉禮器、最早的用車的痕跡——車轍、最精美的綠松石鑲嵌物等都是二里頭遺址的“中國之最”。
考古發現，二里頭文化后期，興建了基址面積達一萬平方米一號宮殿，這時已經初步形成一個中軸線的理念。遺址的二號宮殿的建筑已經具有中軸線及左右對稱、前后相連的布局理念，開中國古代宮室制度的先河。這一制度被此后的歷代王朝所繼承和發展，成為中國古代都城和宮室制度的突出特點。與宮城一路之隔發現青銅器和綠松石等高等級物品的作坊，表明這些高等級物品的生產已經被王權所控制。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目前已知時代最早、種類最齊全的青銅容器，包括鼎、斝、盉、爵等，其中鼎為食器，其他三種均為酒器，另外還有屬于樂器的銅鈴、嵌綠松石銅牌飾等具有特殊功能的器物以及白陶器、漆器等貴重物品，中國青銅時代的核心禮器在二里頭時期已經基本具備。
二里頭遺址還出土了系列玉禮器，主要有牙璋、玉戚和大玉刀等，其中最重要的器類是牙璋，據考證很可能就是夏王朝的主禮器玄圭，是禹告成受命的標志性器物。牙璋也是這一時期分布范圍最為廣泛的玉禮器，這是夏文化向外強勢傳播的有力佐證。
夏王朝的建立，標志著中國歷史告別禪讓制的部族聯盟時代，進入到世襲制的王朝階段。距今3800年至3550年，夏王朝強盛，中原地區核心地位顯現，中原地區與夏王朝相關的二里頭文化在同時期的各文化區中開始居于優勢地位，向周圍地區施以強大的輻射，在多元一體格局中逐漸成為核心，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多元化一體格局開始形成。案例有：甘肅天水和四川廣漢均出土了嵌綠松石銅牌飾，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銅牌飾十分相似。
（五）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
“萬年奠基”：栽培農業出現，定居村落的形成。
“八千年起源”：農業的初步發展，精神生活日益豐富，社會開始出現分化的端倪。
“六千年加速”：社會出現明顯的分化，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規模較大的墓葬的開始出現。
“五千多年進入（文明社會）”：大型都邑性城址和權貴階層的大墓出現、社會分化顯著，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進入古國文明階段。
“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長江中下游的良渚文明和石家河文明由于環境的變化，農業遭受嚴重打擊等原因，轉向衰落。中原地區堯舜時期文明進程加速，匯聚各地先進因素，形成崛起之勢。
“四千年王朝建立”：夏王朝在中原地區建立，文明進程進入以中原地區王朝為引領的文明一體化進程。由古國文明向王國文明（夏王朝）過渡。
“三千年王權鞏固”：經過商王朝對周圍廣大地區方國的引領。西周王朝通過封邦建國，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對王畿地區之外廣大區域的控制，禮制完善，王朝統治得以鞏固。
“兩千兩百年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以秦始皇統一中國為標志，中華文明由王國文明轉變為帝國文明。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中華文明優秀基因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思想品質和價值觀。我們要深入了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推動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動全黨全社會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
商務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