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機構收藏調查報告》在上海發布。報告顯示，從去年以來，國內的企業收藏資金全年大約在450億元左右，企業藏家購買力占整個藝術品市場的60%，活躍在北京、上海各大拍賣場的買家，企業家占到七成。消息一出，業內關于企業收藏的言論此起彼伏。

　　報告數據可靠嗎？

　　文化部藝術品評估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劉雙舟在接受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對報告里的一些數據持謹慎接受態度。首先，因為按照拍賣法的規定，如果委托人和買受人有要求，拍賣公司對他們的身份負有保密義務。其次，無論是行業協會，還是我們拍賣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都主要是針對成交數據，很難統計到買家和賣家的具體數據。在這種情況下，對企業收藏數據進行準確而全面的統計是一件有難度的事情。”雖然對報告數據的客觀性和準確性持謹慎接受態度，但他同時表示，最近幾年，的確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參與到了藝術品收藏的活動中。企業是從事生產和銷售的主體，他們愿意用閑錢來做藝術收藏，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沒有更好的投資渠道，當然也不排除某些企業是出于整體發展的考慮。

　　企業收藏熱情高漲

　　11月5日，萬達集團以1.72億元在紐約佳士得拍下畢加索《克勞德和帕洛瑪》，作為國人購買西方藝術品的最大手筆，在國內外媒體上引發極大關注，董事長王健林與他的收藏不時見諸報端。有人諷刺說畢加索買貴了，更有甚者說這是“土豪式收藏”。但應該認識到，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其藝術收藏有多重考慮，并不能簡單以作品價格高低來衡量。

畢加索《克勞德和帕洛瑪》

　　在劉雙舟看來，企業之所以愿意出高價來購買畢加索的作品，可能是看重藝術品投資的宣傳效應。另外，西方頂級的藝術品目前還不會拿到中國來拍賣，國內對西方藝術品還缺乏更深的了解，不過，萬達雖然是特例，但卻是個好的開端。北京新藝館副館長張磊也在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中表示，“藝術收藏能夠體現企業的文化和社會責任，從投資角度來講，還可以保值增值。萬達通過畢加索的這件作品讓媒體免費做了宣傳，讓全世界知道了萬達的實力，即便只從企業的宣傳角度而言，此舉也是成功的，更何況萬達從中獲益遠遠不止于此。”

　　其實，在企業收藏的路上，萬達集團并不孤單。2004年，天地集團以6930萬元拿下陸儼少《杜甫詩意冊》，打破陸儼少個人成交記錄。2007年，泰康人壽以4032萬元拍得陳逸飛《黃河頌》，2009年又以1904萬元拍得蔣兆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問鼎蔣兆和個人最高成交記錄。2010年，新理益集團董事長劉益謙以3.08億元拍得王羲之《平安帖》。2012年，鳳凰出版傳媒集團以2.162億元拍得《過云樓藏書》。在今年秋拍中，寶龍集團以1.288億元拍得黃胄《歡騰的草原》。劉益謙在今年秋拍也收獲頗多，將黃胄《巡邏圖》、蘇軾《功甫帖》、馬遠《松崖觀瀑圖》、《高士攜鶴圖》、乾隆《《御臨唐寅·文徵明蘭亭書畫合璧》》等重量級作品收入囊中，花費估計在3億元左右。這些還只是冰山一角，企業如此大手筆介入藝術品收藏，除了打造企業文化需要之外，自然也少不了現實利益的驅動。所以，有業內人士指出，企業藏家財大氣粗，推高了藝術品價格，造成市場兩極分化嚴重，企業收藏只重視商業價值，大大減弱了附著在藝術品上的文化價值，也使得藝術市場不斷趨向金融化和股市化。

中國企業收藏的拍賣作品統計（部分） 整理:中國經濟網記者 徐磊

　　對此，劉雙舟對中國經濟網記者表示，“就大眾收藏而言，目前的市場價位是有些高，當年文交所之所以會出現，也是基于個體購買力有限，需要團購的原因。但與西方藝術品比起來，中國藝術市場整體而言是偏低的。而且應該注意到，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買貴的，只是天價藝術品更容易引發關注。企業收藏的目的和動機是多元化的，比如有些企業可能是出于稅收的考慮，用藝術品投資來改變企業的資產結構；有些企業是出于企業文化建設的需要來投資藝術品。同時，收藏和投資很難做明確區分，只要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進行交易，就不用太多關注企業購買藝術品的動機。因為不管企業是出于什么目的來買，對藝術市場而言都是一種促進。藝術品金融化，這是一個大的趨勢。現代藝術品市場離開金融是不會有大的發展的，藝術品作為一種投融資的手段，并不是一件壞事情”。

　　張磊也表達了相同的見解，企業進入收藏，相對個人藏家，資金更為充足，對中高端藝術品市場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市場的兩極分化，并不是企業收藏所導致的，藝術市場有其自身規律。另外，中國要成為國際化的藝術市場，需要企業源源不斷地加入到這個藝術市場中來，成為這個市場的重要參與力量。當然，目前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一些企業的藝術收藏僅僅是出于企業家的愛好，并沒有上升到專業系統的收藏層面，要想持續發展，還是需要有專業團隊來操作。

　　企業收藏應成為常態

　　說到企業收藏的成功典范，就不得不提到紐約現代美術館、古根海姆博物館。這兩家享譽全球的私人博物館，正是從企業收藏發展而來。國內很多企業收藏也以此為標桿并為之努力，涌現出了很多相對比較成熟的美術館，比如保利藝術博物館、今日美術館、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龍美術館等。

　　對此，劉雙舟表示很欣慰，“我們希望，也歡迎他們這么做，國外很多博物館都是企業建起來的，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希望有能力的人和企業都來做這些事情，這不但可以推動整個藝術市場向前發展，還可以提高全民的藝術修養和文化素質”。但他也表示，雖然國家一直在提文化大繁榮大發展，但并沒有對藝術品市場出臺專門的優惠政策。從法律關系來講，企業也是個體，應該予以減稅，從文化發展的角度講，也應該鼓勵企業去搞收藏。當前愿意來收藏藝術品的企業太少了，希望有更多的企業來效仿。不是說都要買過億的藝術品，企業文化應該包括藝術品投資和收藏這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