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年畫傳承：“原生態”得以保存 “新生代”正在崛起

　　編者按

　　小年已至，春節將臨，貼年畫又成為許多家庭的選擇。在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漫長歲月里，中華民族通過年畫表達對新一年生活的渴望和熱愛，貼年畫也成為春節的重要文化象征之一。近年來，隨著中國社會快速轉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念發生改變，年畫的保護與傳承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雖然在知識界十數年的艱苦努力下，在一些年畫產地，“原生態”得以保存，“新生代”正在崛起，年畫又呈現出興旺發展的態勢，但要讓這一民族文化瑰寶重新煥發生機和光彩，依舊任重道遠。今天本版刊發一組報道，回應讀者的關注。

　　年畫傳承 “新力量”托舉“新希望”

　　作者：陳建強 劉曉艷

　　看著眼前這群年輕人一絲不茍地精雕細琢著一塊塊木版年畫，應邀來參觀的中外嘉賓不時發出贊嘆之聲，站在一旁的國務院參事、天津大學教授馮驥才開心地笑了。

　　在江蘇南通崇川區新西社區開展“老少年畫大比拼”主題活動中，“少年畫家”在繪制“生肖雞”年畫。許叢軍攝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這是近日在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舉行的“年畫新力量：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新生代作品展”暨“原生態·新生代——傳統木版年畫的當代傳承”國際研討會中的一幕。在這一“笑”一“嘆”中，呈現出的是以知識界為先導，國家推動、民間力量參與的中國傳統木版年畫保護工作的新氣象。以這些年輕人為代表的年畫“新力量”，在馮驥才看來，正是年畫“新希望”所在。

　　“農村沒了，年畫何有？”

　　參加這次研討會之前，山東工藝美術學院教授趙屹特意去了一趟濰坊。濰坊楊家埠是木版年畫之鄉，趙屹發現，這里百姓家門口早已不貼傳統的“門神”年畫了，而是被機器印制的“門童”畫代替。對此，趙屹并不感到驚訝，放眼全國，這樣的情形比比皆是。

　　“先是年的歷史，然后是年畫的歷史。”馮驥才說，最初的年畫以信仰類、功能性的神像為主，經過兩千多年演進，年畫的內容愈加豐富。

　　2000年前后，隨著中國現代化浪潮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傳統木版年畫瀕臨消亡。以馮驥才為代表的一批文化學者多方奔走呼吁，于2003年推動實施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其中年畫即是率先啟動的項目之一。經過近10年艱苦努力，正當中國木版年畫的搶救、挖掘、整理和重點保護工作初見成效時，一場幾乎是“覆滅性”的危機隨著城鎮化浪潮席卷而來。比如，楊柳青歷史上著名的畫鄉“南鄉三十六村”，數月之內所有原住居民都要搬出，生活了數百年的家園連同田疇水洼被推得一馬平川。“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農村沒了，年畫何有？”馮驥才的感覺是，“剛剛整理好的歷史文化遺存一下子雞飛蛋打了……”

　　“技藝有了，年畫沒了？”

　　在濰坊楊家埠，趙屹調研了一批20～50歲之間的新生代年畫藝人。其中一位傳承人是刻版、印畫、造紙全能型的工藝美術大師，近年來受市場影響，他的很多作品與楊家埠傳統年畫漸行漸遠，走向了開發帶有刻印工藝衍生品的道路。這讓趙屹反思：“技藝有了，年畫沒了？”

　　而在山東高密撲灰年畫產地，1970年出生在撲灰年畫世家的王樹花，始終生活在當地濃厚的撲灰年畫氛圍中。作為撲灰年畫省級非遺傳承人，她清楚地認識到“原汁原味”的重要性，她的作品也被公認為“原生態地保留了撲灰年畫的傳統風格”，在當地百姓中保留著較高的認可度。村民蓋新房、搬新家都習慣掛各種裝飾性撲灰年畫，撲灰年畫在這個場域中得到了有效保護與傳承。趙屹認為，王樹花這樣的藝人是文化遺產傳承的主體與核心。

　　“這是一種新的傳承現象。”趙屹直言，在保障經濟收益的前提下，將會有更多美術、設計專業院校畢業的年輕人進入年畫創作、生產行列。但他們的作品沒有采用撲灰技法，而是借鑒多種工藝技法繪制人物形象，在撲灰年畫的經營概念下，走向了工藝年畫的創作之路。

　　對于這些現象，馮驥才坦言“這是一個難以規避的過程”。他認為，必須鼓勵傳承人把自己那一方水土的精華掌握住。“不能把市場的壓力讓傳承人獨自去承受，更不能讓傳承人應付和屈就市場。”馮驥才說，傳統木版年畫“經典不能變”“手工性不能變”“地域性不能變”，即便變也是傳承人自己主動去變，同時得到當地老百姓的認可。

　　“新生代，新力量！”

　　在此次國際研討會召開的同時，一場“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新生代作品展”讓前來參加研討的中外嘉賓對于馮驥才“新生代、新力量、新希望”的感言感同身受。

　　在展覽現場，江蘇泰州的宋保旺，四川綿竹的陳剛、陳健，四川夾江的張榮強和天津楊柳青的霍樹林等傳承人展示了傳統木版年畫勾、刻、印、繪、表等多項工藝流程。這5位傳承人中有兩位是70后、3位是80后，他們對自己傳承藝術的摯愛之情令人感佩！陳剛、陳健在繼承發揚傳統工藝的基礎上，大膽拓寬創作題材；張榮強發現現代顏料無法完全展現年畫藝術的魅力，于是潛心研究，用自制顏料恢復傳統年畫精髓；江蘇桃花塢木刻年畫社開發的桃花塢木刻年畫人機交互系統，讓觀眾在電腦系統上操作，體驗桃花塢木版年畫的印制過程。年畫當代傳承人正以實際行動擔當起年畫傳承的使命。

　　新生代傳承人在堅持原汁原味的同時，也在嘗試創新。比如，張榮強近期就在考慮開發出適合現代人審美取向的年畫作品；宋寶旺考慮將“形態、思想融為一體”創作新作品；霍樹林則希望創作一些新的題材，甚至考慮出版年畫教材，進學校教孩子，讓更多的人了解傳統。

　　馮驥才用一句話表達了自己的心情：“這些年畫‘新力量’代表著年畫‘新希望’！”

　　中國“年畫四大家”有何獨特風采

　　光明日報記者 張玉梅 于園媛

　　年畫是中國特有的民間美術形式，春節貼年畫是我國古老的習俗，歷史已逾千年，它表達了人們慶豐收、過新年的喜悅之情，也寄寓著人們祈盼來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美好愿望。天津楊柳青年畫、蘇州桃花塢年畫、山東楊家埠年畫、四川綿竹年畫是中國“年畫四大家”。

觀眾在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特展上參觀。王建康攝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秦瓊（天津楊柳青年畫）

　　天津楊柳青年畫：

　　創始于明代萬歷年間，盛于清代乾隆、嘉慶年間，為北方年畫代表。楊柳青因盛產楊柳而得名，該地交通方便，經濟發達，人稱北方的小“蘇杭”。“家家都會點染，戶戶全善丹青”，道出了楊柳青年畫的盛況。楊柳青年畫受到北方版畫和院體畫影響，精工細膩，有畫、刻、印、描、開臉等多種工序。楊柳青年畫題材范圍極廣，包括風俗、歷史故事、戲曲人物、娃娃、美人、花卉、山水及神話等，其特點是構圖飽滿，以紅、黃、藍、綠四色套印后，再加以手工開臉染衣，即藝人們在人物的頭臉衣飾等重要部位敷粉施金，融版印的遒勁與工筆重彩的典雅于一體，別具風貌。

三星圖（蘇州桃花塢年畫）

　　蘇州桃花塢年畫：

　　蘇州是歷史上工藝美術特別發達的地區，聚集了眾多的士大夫文人畫家，也有著大量的優秀職業畫家和畫工。蘇州明代時也是版刻中心，畫工和雕工相結合，出現了精美的桃花塢年畫。桃花塢年畫盛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間，為南方年畫代表。桃花塢年畫繼承了明代金陵（今南京）和徽派版畫的優良傳統，有彩色套印，也有印繪結合的。桃花塢年畫繪刻都很精麗，畫面精致、秀美、和諧，顏色多用粉紅、粉綠，鮮明中含有雅致。后期受西畫影響較大，人物造型和色彩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曾流行過時裝美女圖和時事新聞圖。

文財神（山東楊家埠年畫）

　　山東楊家埠年畫：

　　山東年畫大體可分兩個系統，在膠東地區以濰縣（今濰坊市）為代表，西部地區以聊城縣著名。濰縣年畫影響最大，以楊家埠村為其發源地，始于明代中后期，乾隆至咸豐年間生產規模逐步擴大，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濰縣年畫受到楊柳青年畫和桃花塢年畫的影響，既有北方的質樸明快，又兼具南方的雅致柔麗，印制上主要是木版套色，只在大型人物面部稍作烘臉點胭加工。炕頭畫是該地頗具特色的品種，俗稱“三才”，即將整張紙裁為三開所印，橫者為“橫三才”，豎者為“豎三才”。這種年畫通常貼于炕頭墻上，又稱“炕頭畫”。濰縣年畫線條粗放，造型簡潔，色彩多用桃紅及綠，兼施金色，有些年畫主要部分還涂上明油，造成色彩強烈、鮮艷奪目的效果。

穆桂英（四川綿竹年畫）

　　四川綿竹年畫：

　　四川年畫的生產，分布在川西北的綿竹、川東的梁平、川南的夾江等地，風格各有不同，以綿竹年畫最為著名，綿竹成為我國西南年畫的中心。綿竹年畫約起于明末清初，分“紅貨”“黑貨”兩大類。“紅貨”是在刻印墨線基礎上全部手工彩繪描線，因此刻繪兼重，設色鮮艷，用筆活潑，生動傳神。“黑貨”為朱、墨拓印之屏條，內容有名人字畫、吉祥神像及耕織圖等，風格沉拙古樸。綿竹年畫題材以門神、門童形式最富有變化，在制作上以畫工勾染為主，只用墨線印出畫樣后即以手工描繪，這與蘇州桃花塢全以色版套印完全相反，綿竹年畫還用捺印法，即在添補金色團花時，將花樣刻成圖章形狀，捺在畫面上，形成粗獷稚拙的效果，具有強烈的民間鄉土氣息。

　　“讓年畫不斷傳承綿延下去”

　　——訪國務院參事、天津大學教授馮驥才

　　作者：陳建強 劉曉艷

　　“東方大地上的人文奇花”，國務院參事、天津大學教授馮驥才這樣形容中國傳統木版年畫。在他看來，年畫是中華文化性質最鮮明、文化內涵最深厚、表現形式最絢爛而獨特的民俗藝術之一。

　　“春節是中國最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馮驥才說，每年春節都是人們生產生活開啟新一個輪回的重要時刻。所以在春節時，家族團聚，辭舊迎新，人們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慶祝，燃起生活的激情，表達對新一年生活的渴望和熱愛。“年畫正是這種精神和情緒的外化與彰顯，因此從年畫中我們看到的是百姓對美好生活的熱切希冀。”

　　對于年畫，馮驥才如數家珍：年畫在中國已經有2000年的歷史，其發展和流行的歷程伴隨著中國四大發明中的兩項——雕版印刷和造紙，歷史內涵和意義十分重大。年畫所承載的內容也異彩紛呈，摹畫出百姓的理想王國，反映著他們對生活的期盼。“生活中五光十色的故事、傳說、神話、戲劇，甚至包括變化的時事都能納入畫幅之中，內容無比豐富。他們是老百姓創造的、農閑時自娛自樂的生活文化。”

　　然而，農村城鎮化、商品化、年俗的淡漠和改變嚴重破壞了年畫生存的土壤；審美趣味的變化，也悄悄地消解了人們對年畫的認同感……與此同時，老一輩傳承人相繼離世，傳承現狀不佳，也是傳統木版年畫面臨的困境，“這也是我們下一步必須積極應對的問題”。馮驥才表示，經過15年馬不停蹄的奔波，眾多文化學者勠力同心，完成了大量艱苦而繁復的工作。“我們不僅摸清了傳統木版年畫的家底，而且一些年畫產地又開始興旺起來，一些已經沒有活態傳承的年畫又‘活’了起來，這些都是讓人倍感欣慰的。”

　　在年畫產地調研時，馮驥才發現一批70后、80后甚至更年輕的年畫傳承人涌現出來。這些年輕人開始有了清醒的文化自覺，對中華傳統文化懷有濃厚的興趣，懷著敬畏之心鉆研、琢磨這些傳統中的經典，并不隨波逐流急于進入市場大潮，馮驥才稱之為“年畫的新力量”。

　　“我們所有的文化自覺最終都要變成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自覺。”馮驥才認為，文化先覺是知識界的使命與擔當，通過知識界的呼喚，這種文化先覺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成為具有國家意志的文化自覺，再通過一些具體的計劃與措施有序地實施下去，最終成為社會以及全民的文化自覺——這就是我們的終極目的。他樂見一批年輕的傳承人帶著這種文化自覺，投入到中國傳統木版年畫的保護和傳承中。“對于年畫的原生態、新生代，知識界也要給予充分的認識，用實際行動讓年畫這個美好的文化傳統不斷傳承綿延下去。”

　　傳承人心聲：“總是在摸索中前行”

　　光明日報記者 李曉東

　　陽光透過廊道的玻璃傾瀉而下，綴于布幅、飾品上的綿竹年畫更顯靈動，將冬天的陰冷驅散。

　　坐在光影斑駁的廊道里，賈君有用不完的創造力，不時將新的創意畫在電腦上。

　　綿竹年畫對于賈君來說，是一段20年甚至更長的生命記憶。1995年，學習平面設計、有繪畫基礎的賈君進入綿竹年畫博物館工作，在綿竹年畫大師劉竹梅的指導下，年畫技藝迅速提升。1999年，綿竹年畫博物館迎來改制，鼓勵人員“帶薪創業”。不愿割舍掉綿竹年畫的賈君成立了“木蘭工作室”，也就是現在的“三彩畫坊”的前身。

　　在當時，綿竹年畫的表現形式還很單一，除了門神、仕女、童子圖、戲曲、斗方等傳統產品外，基本沒有延伸產品。賈君萌發奇想：“我是不是可以把年畫畫到衣服上？”她說做就做，“那時就花5塊錢買了一件純黑T恤，把鐘馗年畫畫上去，結果穿出去大家都說好看，問我在哪里買的。”現在，那件給她創意啟迪的T恤還保留在衣柜里。自此，賈君將綿竹年畫與其他物件相結合的創意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生活用品、辦公用品；瓷器、木藝；抱枕、被套、桌子、鏡子等等。

　　作為一個搞年畫創意的人，賈君最開始感到的是孤獨和彷徨。“盡管大家看到畫著年畫的衣服都覺得好看，但是會不會來買？要找誰買？”再加上資金不多，“木蘭工作室”只能開在一個小巷子里，環境很差，“有客人來了，屋子里一片漆黑”。憑著自己的努力，工作室逐漸有了訂單。

　　不同于工廠的批量生產，每一件綿竹年畫產品都需要手工繪制，因此工作進度很慢，賈君需要幫手。賈君的兩個姐姐先后下崗，她們也都熱愛手工。2004年，三姐妹決定一起創業，畫坊就取名為“三彩畫坊”。

　　然而好事多磨。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綿竹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三彩畫坊”也不例外，被埋于塵土之中，損失過百萬。三姐妹傷心欲絕，打算完全放棄，跑到德陽做志愿者。兩個多月后，綿竹的干部輾轉打來電話說，各地來的援建者特別喜歡綿竹年畫，讓賈君趕緊回去重新開張。

　　“走到現在不可能放棄，總是在摸索中前行！”于是，在臨時搭建的地震棚里，賈君三姐妹召集能動員的力量開始制作產品。因為地震，更多的人走進綿竹，了解了綿竹年畫，“2009年到2011年，我們的產品賣得最多，全國各地的客人都來買。”在2015年全國旅游小姐的秀臺上，賈君姐妹設計的具有綿竹年畫元素的服裝套在了旅游小姐們的身上。

　　對于綿竹年畫和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的傳承困難，賈君并不諱言。她說：“如果這種遺產不與當下的真實生活相結合，我覺得很難發展下去。”如今人們越來越向往休閑生活，讓賈君看到了更多與年畫結合的方式。“三彩畫坊”的后院是一個咖啡屋，整個屋子采用年畫的元素布局。“大家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欣賞年畫產品，慢慢品味年畫的美。”屋外廣袤的農田也帶給賈君很多遐想：“我還想將年畫與農田相結合，做藝術田園、做年畫街區，讓大家沉浸在年畫帶來的美感中。”她謀劃著在綿竹年畫里呈現更多與眾不同的卡通形象，更多地與年輕人結合，建立更為暢通的網銷渠道。

　　如今，“三彩畫坊”擁有20多名員工、3家門店。在畫坊的帶動下，30多人靈活就業為畫坊提供年畫、繡品等。通過這樣的方式，賈君希望更多人參與到綿竹年畫的傳承中。

　　《光明日報》（ 2017年01月21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