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時代之先 獻興邦之計——記中國區域合作研究的探路者張蘊嶺

　　張蘊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曾擔任過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國際研究學部主任，是國內最早進行國際區域合作理論研究的學者之一，也是中國區域合作研究的探路者。他不僅研究理論，而且還直接參與和推動中國參與區域合作的實踐，作為代表中國的專家參與亞太區域合作研究（APEC）、中國—東盟自貿區、東亞自貿區、中日韓自貿區以及多個區域合作機制的研究、規劃，在國內外許多相關重要場合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如今，已年過70歲的他，仍在學術園地里勤耕，做研究、培養新人，忙個不停。他說，“只要身體好，就一直干下去”。

　　功到自然成

　　1978年我國恢復研究生教育時，張蘊嶺已在基層工作了近十年。這是他深刻了解社會、錘煉人生經歷的十年。1978年，國家恢復研究生教育，他毅然選擇報考，并考入剛剛設立的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選擇了美國經濟專業，希望能夠通過對發達國家的研究學習，推動中國經濟發展。

　　“撂荒”十多年的他，學習研究生課程時倍感吃力。他認定，既然選擇了，就不能退縮。學經濟必須學習數學，他大學專業學的是英語，像微積分、數理統計這些科目，學起來異常艱難，只能靠自己下苦功夫。別的同學做一遍的數學題，他往往要反復做好多遍。當時，社科院研究生院還在北京師范大學臨時搭起的“木板房”里上課，條件艱苦。每天晚自習，他與同學們總是待在圖書室，一直學到關燈的時候才離開。三年的刻苦學習有了回報，他作為第一批研究生完成畢業論文答辯，并且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回憶起那段時光，他自豪地說：沒有白費的功夫，功到自然成。

　　1985年，張蘊嶺到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他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訪學機會，把所有時間都用來讀書。當時哈佛大學圖書館到午夜零點關門，他經常最早進去，直到圖書館關門才離開。做訪問學者期間，很多時間都是“泡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與專家學者討論問題。訪學的一年間，他做了大量筆記，收集了豐富的資料，回國時整理的資料裝了兩大箱子。回國后，張蘊嶺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寫出了50萬字的《世界經濟發展中的相互依賴關系》。這是一本理論性很強的書，主要探求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和中國對外開放的路徑。這在當時還沒有人寫過。

　　不為爭鳴自報時

　　1994年，張蘊嶺被任命為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所長。他立即把主要精力轉向研究亞太區域合作和推動中國參與APEC上，努力探求亞太區域合作的方式和中國參與亞太區域合作的方略。當時，APEC還是個新生事物，國內研究的人少，他就籌備建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APEC政策研究中心，組織國內專家學者研究、撰寫調研報告，為政府出謀劃策，推動對外交流。他想方設法為研究中心籌措資金，擴大網絡，培養了一批國內年輕學者，出版了大量調研報告、書籍，參與了許多亞太區域合作會議。他提出的關于亞太區域合作要走“亞太方式”的觀點得到學界和官方的認可，由于工作投入，被國內外業界人士稱之為“Mr.APEC”（APEC先生）。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合作興起。張蘊嶺把主要精力轉向研究和推動東亞合作上。東亞不同于亞太，對中國來說既是鄰國關系，又是經濟重點。東亞合作的首要任務是幫助地區走出危機，構建防止危機再發生的合作機制，在合作中逐步構建合作機制。他提出了東亞合作“多輪驅動”的理論，自貿區構建的“早期收獲”方法，以及開放與改善綜合發展環境相結合的建議等。在實踐上，他先后代表中國參與“東亞展望小組”、中國—東盟自貿區專家組，主持東亞自貿區專家組等，為中國參與東亞合作并發揮引領作用作出了貢獻。

　　在參與“東亞展望小組”和其他區域合作機制工作中，張蘊嶺發揮了積極影響，提出了不少創新性的觀點和建議，對推動東亞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他先后提出了東亞合作以共同體作為精神引領，功能性合作為抓手、選擇性制度化建設為方向的觀點，東亞共同體建設要經濟共同體先行的政策性建議，東亞合作要學習東盟經驗等，都對東亞合作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專著《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我對東亞合作的參與和思考》被列為戰略家叢書首部出版，并被翻譯成英文出版。

　　張蘊嶺參與的事務很多，他說，既然需要，那就去做，既然做，就要盡力做好。作為學者，業精于勤，重要的是有創見，能為社會提供新思想，主動想問題，主動建言獻策。他給自己的定位是： 不為爭鳴自報時。

　　老驥不鞭自奮蹄

　　回想當年在電線桿下聽廣播練英語，以及與同事一起努力推動中國—東盟自貿區方案成功的場景，張蘊嶺不禁感慨萬千。思考不停、奮斗不止，其中的艱辛不言而喻。但是，能夠密切陪伴中國改革開放的腳步，扼時代之要，獻興邦之計，上下求索40年，張蘊嶺自感人生無悔，他說，只要身體還好，他就會不斷地思考、不斷地寫作。現在年紀大了，就多思考些大問題。近年來，他申請了國家重大課題，組織團隊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及其實踐，下功夫思考“百年大變局”的問題，先后寫出幾萬字的文章，作了多場報告，還策劃主編了“百年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在《世界知識》期刊開設專欄，介紹和傳播最新思考和觀察心得。

　　隨著角色的轉換，張蘊嶺將更多時間轉向了培養新人。張蘊嶺尤其重視為后輩提供學習和成長的機會。一方面，他耐心教學生和青年學者如何去思考問題，幫他們選題、修改論文，鼓勵和幫助他們參加學術會議，以及邀請資深專家學者舉辦講座。另一方面，他組織和構建起多個平臺，讓青年學者作為牽頭人發揮作用，給他們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今年4月，張蘊嶺在上海組織建立了上海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邀請了來自全國的青年學者參與，研究大變局時期的戰略性問題。

　　張蘊嶺重視搭建教育和培訓平臺。他曾幫助廣西大學設立中國—東盟學院，并經常去作講座；他還推動建立了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探索新型交叉學科教學研究道路，為國家培養全面發展的實用型人才。

　　現在，70多歲的張蘊嶺依然每天“滿負荷”工作。他說，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既然選擇了做學問，就要把學問做好，做好是一個自我定位，并無指標，也無止境。（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記者 仇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