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1月13日電題:價格漲了分量還少了,都是“流量收割”惹的禍?——部分外賣平臺漲價動因調查
新華社記者何欣榮、楊有宗、高少華
常吃外賣的你,有沒有發現最近外賣漲價了,分量還不易察覺地少了“一丟丟”?記者調查發現,近期部分外賣平臺上調了商戶的服務費率,漲幅從1到3個百分點不等,由此引發部分商戶對終端產品的提價,消費者也不可避免要為此“買單”。專家指出,平臺出于成本壓力提高服務費率本無可厚非,但從長遠看,應跳出“流量收割”思維,通過技術手段提高運營效率降低成本,進而實現平臺、商家、消費者的多贏。
多家平臺費率上調,中小商戶“吃不消”
最近,上海市閔行區一家快餐店負責人馬先生收到某外賣平臺的新“合作方案”,每單費率從之前的18%上調至21%。這意味著,每賣出一單金額為100元的外賣,需向平臺多支付3元。
馬先生告訴記者,快餐店的毛利率在30%左右,在房租、人力成本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外賣平臺此舉進一步加大了店鋪的經營壓力。“外賣訂單占到總銷量的一半左右,雖然不情愿,但也只能接受。”馬先生說。
這家平臺的做法并非個案。經營面包店的何坤表示,去年11月份,某外賣平臺服務費率從此前的16%上調到17%,且30元以下的訂單,每單服務費按5元收取。
記者調查了解到,外賣平臺服務費率按店鋪類型、客單價、訂單數量、區域位置等參數設定。一般來講,規模越小、客單價越低的商戶,議價能力越弱。上海一家小吃店的店主徐先生指著剛剛被取走的外賣包裹說:“這一單七塊五,平臺扣兩塊三。”折算下來,服務費率在30%多。
對于費率上調,某外賣平臺表示,商家可以根據自身所處階段的不同需求,自由增減服務項目,并依據服務內容與平臺簽訂合作協議,不同的服務類型對應不同的費率。例如,商戶采用平臺的配送服務,和商戶采取自行配送的方式,合作費率會有很大差異。
盡管外賣平臺在提高服務費率的同時,往往搭配更為優惠的配送方案,或給消費者發放更多該店鋪的紅包,但商戶們仍普遍表示了擔憂。“隨著對外賣平臺的依賴越來越大,以后費率會不會繼續漲?”馬先生說,從最初的“零費率”到5%、10%,再到如今的兩成左右,中小商戶在與外賣平臺的博弈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
抬高價格或分量“打折”,商戶多種方式“消化”成本
費率上調,成本增加,外賣平臺上的商戶也通過多種方式“消化”成本。
方法一:向消費者轉嫁,價格貴了。上海市民王建說,以前點一份牛肉炒飯的花費在30元左右,最近每單花費達到35元。“商戶將部分增加的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他說。
北京的消費者黃潔琳從2017年開始使用在線外賣服務。“現在點外賣,不僅優惠券、滿減券少了,相應的配送包裝費也增加了。如配送費一般5元起,遠一點的要加2元。原來沒有包裝費,現在包裝費一般要1至2元,貴一點的要4至5元。”
其實,同樣一份餐食,外賣平臺價格高于店內價格是常有的事。記者在上海市徐匯區一家商場調查發現,一份麥當勞板燒雞奶茶中套餐,在店內購買價格為37元,在外賣平臺購買則需40.5元,盡管有滿減優惠,但也需另付9元配送費。
方法二:餐食質量“打折”,分量少了。除線上、線下不同價外,一些商戶也通過“特殊”手段消化成本。曾在廣州一家熟食店打工的傅萍說,由于平臺抽成的存在,相比于到店購買,外賣食品的分量通常會“打點折”。
方法三:“繞開平臺”自己干。隨著服務費率的上漲,一些外賣平臺上的商家重新給顧客發放聯系卡,繞開外賣平臺自行配送。此外,部分連鎖餐飲品牌如肯德基,也開發了在線訂餐和配送系統,減輕對外賣平臺的依賴。
少一點“流量收割”,多一點“各方共贏”
根據相關市場機構的統計,2018年上半年,美團、餓了么在外賣市場的交易額占比分別為59%和36%。餓了么和口碑在去年10月份合并后,外賣市場“雙寡頭”格局進一步強化。
從公開的財務數據看,對入駐商家的抽成是外賣平臺的主要收入來源。電子商務研究中心分析師陳禮騰表示,隨著人力成本的攀升、物價水平的提高,外賣等生活服務行業的運營成本也呈現上升態勢,過往的平臺抽傭比例很難適用于今天的市場環境。同時,在消費升級趨勢下,為了給用戶提供更好服務,生活服務平臺在技術、配送等環節不斷加大投入,導致成本增大,而這也是各個平臺紛紛提高傭金的原因。
“新的競爭者不斷涌入,外賣市場并未形成壟斷。”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外賣市場競爭相對充分,平臺可以制定、提高服務費率,但不能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無限制提高費率,或者向平臺內經營者收取不合理費用。“要防止‘店大欺客’的現象發生。”
業內專家表示,應通過數字化升級對商家“授之以漁”,而不是“涸澤而漁”。搞成本轉嫁,收“流量稅”,只會阻斷行業和商家數字化升級的最好機遇。此外,除價格因素外,消費者更關注食品安全、品質、健康等因素,外賣平臺也可以通過技術手段,不斷提升配送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服務品質,實現多方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