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抵黑井，這里的蕭條一下子便擊中了我——褪去了歷史的榮光后，它被迫以一種近乎赤裸的方式呈現在我這個外來者面前，處處透著不加掩飾的真相。

　　然而在清冷的巷口，卻時有成群結隊的銀發游客提著大包小包的野生菌熙熙攘攘地經過，與當地稀疏零落的中老年本地人形成了互為映照的“銀發景觀”——這是一幅衰落與生機并存、頹敗與希望交織的圖景，“落后”與“發展”在這里展開了漫長的拉鋸和角逐。2019年暑假，我來到黑井鎮，探索關于這里的衰敗和生機的秘密。

　　當地旅游業之沉浮

　　黑井鎮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祿豐縣，古時以產鹽聞名四方，盛極一時。

　　當地發展旅游業是從上世紀末開始。1995年8月，黑井古鎮被公布為第一批省級歷史文化名鎮，這個“千年鹽都”開始被世人所知。基于該鎮悠久的歷史，鎮政府致力于將其打造成一座以鹽文化為特色的旅游小鎮。

　　在街上開店的李叔回憶道，十幾年前黑井還很熱鬧，“……街上人來人往，很多游客來了以后因為找不到床位過夜，迫不得已才離開。”

　　從整體趨勢來看，黑井旅游業發展得并不如人意，從2000年初到現在，黑井旅游業的經營權幾經易手。

　　2007年，古鎮經營權被轉移給一家老牌化工公司，鎮政府希望借著黑井鹽業的復興來拉動文旅產業。但不巧的是，黑井鹽廠在該年由于政策原因而被關停。

　　李叔非常感慨，“后來很多游客到了這里，發現沒有鹽就回去了。”

　　2013年7月，黑井古鎮的經營權再次被轉讓，這次接手的是云南文投集團，它也未能挽救式微的旅游業。當地向導張叔向我透露，由于國家的各項惠民政策，景點門票價格一降再降，旅游公司處于長期虧損狀態，資本失去了投資建設的原動力。

　　基于上文所勾勒的發展圖景，在本世紀的頭十幾年間，伴隨著制鹽業的退場、旅游業的震蕩，一只看不見的手將這個古鎮拖入時代的巨渦，隨即它又被懸置——昔日的酒吧酒館如今大門緊閉，沿街商鋪貼滿了招租布告，江邊的鹽廠廢墟沒落無聲。

　　與此同時，另一條藏匿在巨變中的線索則是，紛涌而至的游客同時也拉動了當地農產品的商品化，這些銀發游客成群結隊地從城市來到這里，近乎瘋狂地搶購農產品，甚至在當地旅游業每況愈下的時候，打著“吃菌”旗號的老年游客力量卻依然勢如破竹。

　　阿珍的故事：野生菌的商品化

　　黑井所在的楚雄州以雞樅菌聞名。以每年農歷七月中旬的火把節為分水嶺，成群結隊的昆明游客開始涌向黑井鎮。今年由于雨水不足，菌子的產量嚴重縮水，雞樅的市場價也飆升至190-220元/公斤。

　　我最初認識阿珍是在周日的集市上，她戴著寬檐的遮陽帽，臉上的皮膚干癟、黝黑且爬滿了皺紋，“昆明人和本地人走到我們攤前，一眼就能分出來。”阿珍后來跟我說，因為本地人往往穿著方便干活的便衣便褲，而昆明游客則往往衣著靚麗、打扮入時。

　　阿珍把一路背來的竹簍隨意地放到一邊，往地上擺幾個陳舊的塑料袋，袋里分門別類地裝著少量菌子——而這些已經是她好幾天采來的成果了。

　　形形色色的腳步經過，卻鮮少有人蹲下來詢價。

　　與這些“自產自銷”的小菌農不同，菌販們則通過從農民手中大量收購菌子來實現“規模經營”。他們往往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方便到山上的村子里收菌。

　　而收購往往便是優勝劣汰的過程。阿珍向我訴苦，“我們想拿下去自己賣，但是村子離鎮又很遠，他們（菌販）還會把籃子搶走不給你賣……特別是好一點的菌子，一拿過去就被搶走了。”某個“大戶人家”的菌子攤 不見頂級的雞樅菌。

　　重巒疊嶂的自然地貌是村鎮之間天然的信息屏障。阿珍在十年前開始采菌，算是村里最晚的一批，同村最早的大概在18年前便做起了菌子生意。那時候鎮口還沒有農貿市場，蔬菜交易和野生菌交易分布在鎮子的兩處，盡管阿珍天天都到鎮上賣菜，卻未曾見過另一頭的菌子市場。直到女兒出嫁后進鎮趕集，一家人才恍然——

　　“原來自己平日里吃的東西這么貴哩。”

　　野生菌搖身成為一種可觀的謀生之道。它不僅為村民帶來了更加寬裕的物質條件，更在方方面面重塑著他們的生活。阿珍和她朋友的閑聊里似乎三句話不離菌子，她們的話題圍繞著村子里各家各戶撿菌、賣菌展開，紛紛感慨著，“今年菌子真是難找。”但盡管如此，要是誰家找菌子找到了墳墓邊上，那還是不能撿，“人家家里的老人在邊上，不好過去的。”前往阿珍家做客，沿途的風景。

　　阿珍起身走到院子里剝自家種的石榴，將剝好的果肉倒進一邊的谷篩上，一粒一粒鮮紅飽滿，在陽光下格外好看。阿珍的老伴則在一邊成捆成捆地剁菜，一刀子下去，新鮮的綠色汁液噴涌出來，空氣里頓時充滿了植物的辛辣氣息。這是拿來喂養家禽的。“那些昆明人也愛吃我們養的雞和豬哩”，阿珍不無驕傲地和我說。

　　喬姐的故事：東道主困境與商業符號

　　與其他家庭旅館或客棧有所不同的是，喬姐家似乎總是格外熱鬧。

　　喬姐是個大嗓門，笑聲格外具有穿透力。她稱呼那些客人們左一個“帥哥”、右一個“美女”，隨手扔個笑話便把眾人逗得哈哈大笑。

　　但喬姐和她家的客人之間并非“關系好”這么簡單。

　　“我從來不和客人們一起吃飯。”喬姐那日和我一起吃晚飯的時候忽然說道。作為一個在昆明擁有三套房的“準城里人”，在這些昆明游客眼中，喬姐卻依舊無法擺脫“鄉下人”的固有標簽。在與客人的互動過程中，她既是經濟交換的理性人，同時也要扮演“熱情好客”的東道主，這兩種身份常常互相沖突。

　　“他們從我家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反正他們都覺得不值錢，但他們自己的東西我動都不好動的。”

　　在種種張力下，喬姐逐漸掌握了與客人的相處之道，借以維持一種相對的平衡。她在院子里架起桌子，供客人們打牌、閑聊，又理出一間屋子置辦了一張自動麻將桌，供她家的客人們消遣。平時客人們在下樓搭伴玩耍，喬姐則鉆進三樓她自己的房間里，自顧自地休整或者忙活。到了飯點，喬姐便在前屋支起一張簡易桌子，自己炒兩個小菜應付了事，任客人們在后院里熱鬧。

　　生意好起來也是這幾年的事情。“那都是名片的功勞。”最初喬姐托人打印紙質名片。“那名片做得可好看了，前面配了武家大院，背后還印了咱們鎮上的牌坊，客人都爭著要。“

　　她想拿給我看，結果翻了半天也沒找著一張。

　　“現在加微信的比較多。”喬姐打開手機，微信上又有客人聯系她訂房間了。 喬姐的朋友圈曬滿了客人與菌子的合照。她得意地對我說，“有的客人看見我發了照片，知道又有菌子可吃了，他們就到處約朋友過來吃菌兒。”

　　朋友圈實際上成為了喬姐的新名片，與印著歷史文化景點的紙質名片相比，如今這曬滿了菌子的新名片顯然更加引人注目。喬姐朋友圈里 “從山上新鮮采下的野生菌”。

　　究其原因，云南當地久已有之的“菌子崇拜”在其中固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黑井菌之所以受到追捧，則更與近年來不斷崛起的健康生活理念密切相關。

　　我和喬姐下樓，又有客人提著一袋菌子進門。她走過去拿起一朵最大的瞧了瞧，“這菌兒長得真不錯。”她贊嘆道，隨即轉過身來朝我晃了晃，“這才是真正的山珍野味啊！”

　　“昆明買不到嗎？”我試探地問。

　　“那昆明的菌兒哪趕得上這里的新鮮啊。”喬姐轉過頭去朝客人打招呼，“ XX姐姐，你說是吧。”

　　那位客人連連點頭。

　　“你不知道嗎？”喬姐壓低了聲音對我說，“最近幾年啊，昆明那邊都說，好多人吃了菌兒進了醫院，一檢查，結果發現不是菌子鬧人，是他們往菌子上打的農藥鬧人哩！”

　　昆明游客：健康消費與集體隱喻

　　喬姐家的客人們形形色色，但無一例外都是奔著當地的野生菌而來。

　　他們有著明顯的“季節性回流”特點，夏季是野生菌上市的季節，勤快的游客往往只要隔上十天半個月又會再次到來，而每次組團的規模小則4-5人，大至30-40人。這些非正式的自組織旅游團往往具有較高的人員流動性，當規模較大時，團內成員也并不都相互認識，往往只有組織者會與喬姐保持聯系。而這種“銀發旅游團”之所以具有擴散效應，就在于每一位成員都有可能成為下一次成團的“組織者”。這有點類似于流動人口中的“幫帶”關系。當地隨處可見的野生菌科普資料。

　　這些游客們三五成群地結伴來到這里。最普遍的出行工具是每天早上七點從昆明始發的K字頭火車，行程2個多小時，他們抵達的時候九點多，正巧趕上農貿市場的早班車。從鎮口下來他們便直奔各類攤子，綠色蔬菜來一把，豬肉來幾公斤，最好再碰上新鮮雞樅，今天便是出門得頭彩了。

　　事實上，這些從城市來的游客往往并不能自如地應付農家生活，尤其對于楊阿姨這樣初來乍到的“新手”來說，很多生活知識都要在這里現學現用。

　　譬如南瓜尖在若干年前僅是一種不起眼的豬飼料，如今卻成了一種常見的菜肴，頗受當地人喜愛，而瓜尖皮的處理則頗有一番講究。楊阿姨說，“以前也沒有吃瓜尖的習慣，現在為了吃這些東西來鄉下，還要向老板娘學習呢。”她一邊略帶笨拙地撥著瓜尖皮，另一邊攛掇著喬姐領她上街趕集。圍坐著處理菌子。一朵開傘的雞樅令所有人惋惜不已。

　　等到開飯，大家便支起桌子、擺好餐盤碗筷。菜肴大多是新鮮綠蔬，最隆重的莫過于擺在正中間的那大一盆菌子湯。落座后大家率先各自盛起一碗，連聲贊嘆鮮美。

　　酒足飯飽后便有幾個阿姨負責刷洗餐具，其余人坐著閑聊打牌。楊阿姨向我抱怨起平時生活的乏味，而在這里，昔日的同窗好友重新聚集起來，“人多了就熱鬧，說不出來的好玩。”除了集體吃菌子，他們還會結伴早起登山，更有活躍者晚上在喬姐家的院子里唱歌跳舞。

　　不同于傳統注重視覺體驗的觀光旅游，這些銀發游客追求的是基于味覺體驗的“新鮮”。他們將菌子稱為“真正的山珍野味”，在農貿市場中的各色新鮮蔬果中流連忘返，并愿意為這些“綠色食物”大量買單。這樣的消費行動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健康投資，更寓示著一種集體生活的回歸。藉著野生菌，這些脫離了社會生產的退休老人通過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組織起來，并形成了一個具有擴散性的“銀發社群”。野生菌實際上成為了一種集體生活的象征。

　　“銀發景觀”及其結構性隱喻

　　在上述三個視角中，作為線索的野生菌分別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對于阿珍來說，當地菌子的商品化無疑重塑著他們一家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商品菌作為替代性的謀生手段進入他們的生活，進而改變了農民家庭的生產方式和收入結構。通過“撿菌”“賣菌”等勞動實踐，新的知識進入農民的日常生活，改變了他們的勞動方式和休閑內容，同時也重塑著村子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對于城市和鄉村生活的認知。

　　對于喬姐來說，菌子則更像是一種商業宣傳的符號。她與游客之間是一種習得性的商業關系，熱情好客的東道主自覺和基于經濟交換的工具理性在她的日常生活中交織。在喬姐逐漸適應游客和東道主之間的商業關系的同時，當地種種旅游資源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她用來招攬生意的名片。喬姐的“宣傳名片”經歷了從文化景點向農產品轉變的過程，這與當地旅游業的發展步調同頻共振。

　　對于昆明游客來說，菌子既代表了一種健康消費，同時也是他們回歸集體生活的重要線索。對于黑井菌的追求，更多地是受到健康理念的驅動，藉著“菌子游”，他們同時也擺脫了脫嵌的退休生活，加入再次社會化的行列。

　　無論是農貿市場還是家庭旅館，一種顯而易見的身份區隔無處不在。“本地人”和“昆明人”之間的分化不僅是一種可觀可感的社會事實（通過衣著服飾、口音等），更作為一種區分邏輯進入了每一個參與主體的認知中，其背后的結構性隱喻則是我國城市與鄉村之間背離化的發展趨勢。鎮口農貿集市 形形色色的人群。

　　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家、個體以及社會共同催生了城市中心主義的興起，這種不對等的二元格局造成了人口和資本在城鄉之間的單向流動。然而已經有不少學者留意到，鄉村旅游的發展將帶來逆轉城鄉關系的一個關鍵契機，這種契機不僅意味著資本和人口的回流，更是在觀念層面上對于“城市信仰”和“賤農主義”等畸形價值取向的矯治。

　　黑井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視角——在外資癱瘓的社會背景下，由幾近自發的第一產業所帶動的鄉村旅游將如何緩慢地改寫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關系。而“野生菌”作為銀發旅游的驅動力，則充當著一個多面棱鏡的作用，不同主體基于各自的社會身份和互動場景，以不同的姿態進入這個棱鏡，折射出其中的一面或幾面。

　　無論是商品化還是符號化的菌子，阿珍、喬姐以及游客之間至少都共享著一套最基本的認知，即野生菌背后所指涉的健康理念。

　　正如我們所見，這套理念一方面以旅游消費為外衣，緊緊擁護著“發展”與“進步”的總旋律，另一方面又悖論性地與“回歸自然”、“擁抱鄉村”等意象重疊，在“前”和“后”之間進行著復調式的對話，進而催生出了結構性的自我困境——無論是阿珍、喬姐還是游客，在進入這面棱鏡時，都無一例外地陷入了一種尷尬與自得并存的處境。

　　但可悲的是，我們似乎可以看見這種結構裂縫的脆弱性——在商品經濟和二元體制的合謀下，這套理念實際上奉行著區分的邏輯完成了其自身的工具使命。一面是有閑有錢的銀發游客結伴前來為“健康”理念買單，另一面則是醫療資源不足的本地中老年為了生計而不得不繼續從事生產勞動，野生菌作為“健康”的代言者，實際成為結構的工具。而加速逃逸的青壯年勞動力和不斷外流的本地資金似乎也昭示著，銀發旅游看似為古鎮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實則加速了它的空心化。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作者陳雪倩系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碩士研究生。本文改寫自作者參與第十屆青年社會領袖田野營撰寫的田野報告。青年社會領袖田野營由新南社會發展中心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