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北京4月29日訊 《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結束簽訂后的8年“長跑”于28日正式生效。“這應該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在我國締結、以我國城市命名的國際知識產權條約，一個中國版權事業的‘新起點’。”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版權協會理事長、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在28日中國版權協會主辦的《中國版權事業的新起點——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出臺始末》版權專題講座中如是說。

　　《視聽表演北京條約》，“新”在哪里？

　　“《視聽表演北京條約》中的‘視聽表演’講的是‘表演權’還是‘表演者權’？”在閻曉宏看來，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結合《保護表演者、錄音制品制作者與廣播組織羅馬公約》、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中與“表演者”相關的條款及其簽署所處時代背景的特點，在講解過程中閻曉宏反復談到，《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的‘視聽表演’指的正是表演者的視聽表演，屬于領接權的范圍，即著作權中表演者的權利。

　　“《視聽表演北京條約》是基于國際社會對表演者和表演者權利的重視，對表演者的聲音和形象給予全面保護的新的國際規范，主要針對錄制在‘視聽錄制品’中的表演。”閻曉宏說。

　　據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了解，《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的基本原則主要有：締約各方，出于以盡可能有效和一致的方式發展和維護保護表演者對其視聽表演的權利的愿望；承認有必要采用新的國際規則，以提供解決由經濟、社會、文化和技術發展所提出的問題的適當方法；承認信息與通信技術的發展和交匯對視聽表演的制作與使用的深刻影響；承認有必要保持表演者對其視聽表演的權利與廣大公眾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獲得信息的利益之間的平衡；承認1996年12月20日在日內瓦簽訂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WPPT)對表演者的保護不延伸到其以視聽錄制品錄制的表演方面，提及關于版權和鄰接權若干問題的外交會議于1996年12月20日通過的《關于視聽表演的決議》。

　　此外，對廣播、廣播組織的定義以及對向公眾傳播的界定，保護的受益人、國民待遇、表演者的精神權利、人格權以及互聯網形勢下新增的權利管理信息、保護期限問題、權利與義務等等都在條約規范的范圍之內。

　　閻曉宏表示，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在我國締結、以我國城市命名的國際知識產權條約，《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的締結填補了視聽表演領域全面版權保護國際條約的空白。

　　文化產業或將受益于條約生效

　　在答網友問時，閻曉宏表示當下文化產業發展空間極大，人們對精神產品的消費呈現劇增的態勢。《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的生效，可能將會為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注入活力。

　　“占據人們較多閑暇時間的文化消費，其流量以及帶來的規模效應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優質產品的市場效益”，閻曉宏談到疫情下，公眾更多地接觸到一些新的文化產品如聽書、移動終端觀影等，致使文化產業因流量整體受益，但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仍舊要注重利益平衡的問題，其平衡最終要達到的目的是公眾受益，即社會的財富得到增長。

　　很多人認為版權就是“文化”與財富的增長并不相關，但在閻曉宏看來，版權能塑造受益的文化產業。

　　此外，對于此次上線直播分享的方式，閻曉宏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希望線上講座能堅持開展下去。線上直播的便捷為人們提供著交流的平臺，雖有不能面對面深度探討的局限性，但若能隨后將線上、線下相互結合，或會達到更好的溝通交流效果。

　　重質非量 版權要“賦能”發展

　　“‘新起點’要求我們不要過多得在新的發展階段注重有多少作品，而要注重作品能產生什么樣的社會效應和市場效益，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閻曉宏說。

　　他客觀分析了在中國締結知識產權國際性條約對國內知識產權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并進一步談到在當前國際環境下，國家間的競爭形勢凸顯，創新顯得格外重要，其中“創新”最核心的部分在于專利，特別是發明專利的創新。

　　閻曉宏表示國家知識產權的發展水平需要通過兩方面指標去考察：一個是總體上的數量，另一個就是質量問題。他認為，由于新媒體的發展，我國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數量劇增，在這種情況下要發展文化事業、文化產業都需要進行重新的審視，其中重要的部分在于要挖掘更有價值的、更優質的版權作品，而不是一般泛泛的作品。

　　“若是一般泛泛的作品，公眾可能會產生質量需求上的質疑。”閻曉宏希望，版權的保護能向優質作品傾斜。

　　在網友提出的有關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5G等科技技術對知識產權發展的影響等問題的回答中，閻曉宏表示隨著技術的發展，應重新審視“作品”的概念，尤其是在著作權領域還需要認真探討。

　　“好的作品加上好的傳播，才是對文化發展最重要的。”他說，版權當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不是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運用，而是要提升作品質量，從汪洋大海中將少量優質的作品遴選出來，然后通過平臺“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