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季播節(jié)目《南京》第六季《文學之都》即將推出。南京自古文脈昌盛，文學成就斐然，正如南京大學副教授楊子堅所言，“南朝民歌、六朝文學批評、六朝志人志怪小說、梁齊格律詩、南唐詞、明清長篇說部、明清傳奇、明清詩歌散文都是中國文學寶庫中璀璨的明珠，在文學發(fā)展史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其中，在以小說、戲曲著稱的明清文學中，南京對構建一個市民文學狂歡時代更是作出了卓越貢獻。

　　江南是明清文學的繁榮重地

　　璀璨的明清文學自然離不開綿延的江南文脈，二者有著無法割舍的緊密聯(lián)系。“江南是明清文學產生、發(fā)展、繁榮的重地。”江蘇省明清小說研究會會長、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院長馮保善表示，大量明清小說創(chuàng)作于江南，很多書中故事也發(fā)生于江南。以《紅樓夢》為例，南京不但是曹雪芹的故鄉(xiāng)，同時也是孕育《紅樓夢》的搖籃。此外，作為明清文學的另一重要門類——戲曲，其中的兩部代表作品《桃花扇》和《長生殿》也與南京有著密切關系。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明清小說研究》主編徐永斌認為，明清文學的興盛與運河息息相關，江南地區(qū)商品經濟繁榮，形成數量龐大的市民階層，這一階層對文化產品有著更廣泛的需求，大量章回小說、話本小說得以涌現(xiàn)，通俗文學由此得到繁榮和發(fā)展。“除了促進了經濟社會發(fā)展，大運河流經江南大地，也為文化藝術和文人的交流創(chuàng)造了條件。其時，大量文人會聚在運河沿線，很多文學作品得以在運河兩岸以及毗鄰地區(qū)誕生。”這其中就包括南京。

　　據了解，當時的江南書賈不僅生產小說售賣，還從外地書商手中換取未刊之書銷售，由此可見小說抄本在江南的流行。在此基礎上，文學出版、評論等市場得到進一步的衍生和發(fā)展，包括南京在內的江南因此成為明清文學的創(chuàng)作中心、評點中心、閱讀中心和出版中心。

　　從“南京關注”到“南京情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南京歷來就是很多文人爭相歌之詠之的一個寫作母題，這種“南京關注”逐漸演化成一種特定的“南京情懷”。具體到明清小說中，從《儒林外史》到《紅樓夢》，則出現(xiàn)了大量有關南京風土人情和人文景觀的描述，尤其是在《儒林外史》中，吳敬梓通過對南京三重空間的塑造呈現(xiàn)了一個立體而完整的南京城市印象：通過地理空間展現(xiàn)南京的自然景觀與城市風貌；通過文化空間展現(xiàn)南京的民俗與文化活動之繁盛；通過心理空間則展現(xiàn)了書中人物與南京之間特殊的情感聯(lián)系。這種特定的“南京情懷”一直沿襲至今，不少學者如今仍在借助《儒林外史》研究南京，研究這部小說與南京這座城市之間的關系。

　　楊子堅表示，南京文學具有首創(chuàng)性、豐富性和多層次連續(xù)發(fā)展性等特性，這在地域文化中非常少有。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隨著政治中心南移，文學中心也南移，南京由此成了文學發(fā)展的中心。所以，在江南眾多城市中，馮保善更強調南京對明清文學發(fā)展所起的作用，他甚至認為，南京之所以獲評“世界文學之都”，其中有一重要因素，即南京在明清時代對文學作出了突出貢獻。

　　《三國演義》名刊本有南京身影

　　由于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南京”已成為很多學者的研究基地。對馮保善來說，小說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其生產包括了從編寫到出版的整個生產過程，刻本也因此成為他在研究中勾連南京的一個角度。

　　據了解，在明朝萬歷二十年之前，除了元末明初創(chuàng)作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小說只有寥寥數種；此后，小說生產迅速發(fā)展，到了明萬歷、泰昌年間，則形成江南與福建建陽雙峰并峙局面；到了天啟、崇禎兩朝，江南更是明顯超越建陽，成為小說刻印中心和小說創(chuàng)作編寫中心。南直中的金陵和蘇州等城市都在其中起了非常卓越的貢獻。

　　馮保善發(fā)現(xiàn)，明清小說史上的創(chuàng)作、評點大家及其作品，以及小說版本史上諸多精刊名刊之本，均與江南存在千絲萬縷的關系，比如《三國演義》，其最早刊本很可能刊于南京。馮保善同時指出，《三國演義》眾名刊本中不乏南京的身影，如金陵周曰校萬卷樓《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金陵翼圣堂《李笠翁先生批閱三國志》等，“特別是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本出版后，更成為該書最流行的一個定本。”

　　馮保善還發(fā)現(xiàn)，吳承恩曾在南京讀書，他創(chuàng)作的《西游記》也與南京有著密切關系，該書最早與最佳刊本即為萬歷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