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將聯合教育部等促進預防性侵制度落實

　　為了保護未成年人權益，最高檢將聯合教育部等促進預防性侵制度落實——

　　兒童保護存缺失，誰來架設防護網？

　　據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下稱“女童保護”）日前發布的《“女童保護”2018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迅猛發展，兒童上網比例越來越高，諸如不法分子制作網絡兒童色情制品等網絡性侵兒童案件頻發。

　　兩會期間，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及業界專家聚焦兒童保護，呼吁加快落實兒童防性侵教育制度化，促進兒童防性侵機制建設，推動保護兒童相關法律和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3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工作報告，報告中提到的“一號檢察建議”引起社會高度關注。這份于去年10月份向教育部發送的“一號建議”，其核心內容為，建議進一步健全完善預防性侵害的制度機制；加強對校園預防性侵害相關制度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等。

　　網絡不能成為侵犯兒童權益的法外之地

　　據《報告》顯示，2018年全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8歲以下）案例317起，受害兒童超過750人。

　　“女童保護”負責人孫雪梅表示，報告中性侵兒童案例數據僅基于當年公開報道的案例，并不等同于全年性侵兒童案例總量。由于諸多因素，性侵兒童案例難以全部被公開報道和統計。其中，利用網絡性侵兒童等性侵新形式呈高發嚴峻態勢，這類案件更具有隱蔽性，需要高度警惕和重視。

　　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副主席于欣偉說，“總體來說，教育部門、家長和社會的防性侵安全知識和意識還相當缺乏，這樣的現狀亟待改善。”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方燕說，在走訪調研中發現網絡安全問題已經滲透到未成年保護的各個角落，她說，目前法律層面亟待對網絡猥褻兒童方面的立法。“目前最高法、最高檢有一些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但這些還不夠，比如現在對于兒童保護的范圍中，對14歲至18歲的未成年兒童的保護還存在缺失。”為此，方燕建議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增加未成年人網絡安全相關條款。

　　每一件兒童色情制品背后都是一個個鮮活的孩子。“隨著互聯網的興起，網絡色情制品的制作與傳播產生了新的特點，網絡使兒童色情制品的使用者、兒童性侵施害者等違法犯罪分子產生了社群感與歸屬感。這些人通過網絡交換他們的心得體會，更重要的是交換兒童色情制品資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辦兒童保護官員蘇文穎表示，從這個層面說，關注兒童網絡性侵問題，需要線上線下兩個維度共同考慮。

　　2018年，最高檢發布關于網絡性侵兒童的典型案例，為地方檢察機關依法嚴厲打擊猥褻兒童犯罪提供了指導和支持。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三級高級檢察官李薇介紹，在辦理未成年案例中，檢察機關發現網絡猥褻是新型犯罪。從犯罪認定來看，非身體接觸型性侵也能構成猥褻犯罪。“家長發現網絡猥褻情況要及時報案，相信司法機關。同時，要注意收集證據，檢察機關在辦案中發現固定證據收集是一個難題。對于受害兒童，家長要站在孩子保護的角度多給予關心幫助，必要時對孩子進行心理治療。”

　　推進完善兒童保護制度

　　“女童保護”統計發現，2018年317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10起，占比66.25%；317起案例有204起明確表述了作案場所。204起案例中，發生在學校（含培訓機構、托管中心）的72起占比35.39%，兒童活動場所是性侵兒童案件高發場地。據統計，14~18歲這個年齡段的兒童近年來被性侵的案例也呈高發趨勢，也說明了兒童自我保護基本知識、防范意識和能力并未隨年齡同步增長，開始步入青春期的孩子同樣迫切需要加強防范教育。同時，不斷出現的犯罪新形式也讓兒童性侵治理難度加大。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科院副院長趙皖平表示，這幾年他參加了脫貧攻堅的相關工作，經常到鄉村去，也是在偶然機會中了解到兒童被性侵的案例。去年參加了“女童保護”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對兒童性侵的狀況有了比較系統的了解。今年兩會，他聯合其他人大代表向全國人大提交網絡游戲立法的建議，因為網絡游戲里面的暴力尤其是色情問題，和兒童的性侵和猥褻關系非常密切，影響面現在越來越大。“性侵害不僅是針對女童，還有男童，各方面都要加強重視。”趙皖平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副教授童小軍表示，對兒童被性侵問題采取行動，首先要了解這類案件的特點。公眾關注少、受害者心智不成熟是此類案件的特點。而針對網絡性侵，如果社會不采取行動，會比線下的兒童侵害泛濫得更廣。在線下，實施性侵的往往是有機會接觸到兒童的犯罪分子，而在網絡上，犯罪分子“心有多大，犯罪半徑就有多大”。對此，童小軍認為，運營商需要有責任意識，國家要發揮監管作用，法律制度要到位，對網絡運營商的社會責任，需要出臺相關制度。

　　全國律協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張雪梅表示，治理兒童性侵問題，對于《未成年人保護法》修改，需要全面規定強制報告制度，除了家庭暴力的問題，對兒童造成性侵的問題等未成年人保護法應該規定，網絡信息服務提供單位等有強制報告的義務。對于方燕代表提出的應在《未成年保護法》中加強網絡保護的建議表示贊同，“除了禁止發布和傳播兒童色情內容，對此采取治理舉措，《刑法》修正案當中，也應考慮兒童色情的治理。”她說。

　　防性侵教育是亟須補上的一課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三級高級法官趙俊甫表示，“對于兒童受到網絡性侵而導致的精神抑郁、情緒低落等身體損傷之外的傷害，應給予更多關注，需要心理治療和評估機構有更多的技術支持和幫助，以便于評估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準確量刑，并對被害人進行有效救助保護。希望得到更多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面的專業支持，司法、政府、社會協作，共同發力。”趙俊甫說，比如“女童保護”發布的報告，就充分體現了社會力量對兒童的關愛，而且喚起了更多愛心人士參與這項工作，很有意義。

　　中華女子學院家庭建設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孫曉梅表示，全國人大正在修訂《未成年保護法》，并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加入了家庭教育的內容，并且要求未成年人父母要學習相關知識。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副主委胡衛跟隨政協到各地調研發現，農村地區盡管被曝光的性侵數量、立案數量很少，但熟人性侵、甚至家庭成員的性侵頻發；城市家庭雖然重視子女教育，但有些監護人未能履行監護職責，沒有跟孩子互動，不知道孩子需要什么。“要通過完整家庭觀念的建立，通過父母對兒童的關心，來減少兒童被性侵的情況。”胡衛說。

　　2018年12月，教育部印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幼兒園）預防性侵害學生工作的通知》，要求進一步加強中小學幼兒園預防性侵害工作，深入開展預防性侵安全教育等工作。

　　“我今年有一個提案是建議把防性侵教育納入到義務教育常態化教育當中，我也呼吁國家教育部門組織專家系統地研究防性侵教育課程和教材，能夠更加規范高質量地帶入課堂；同時也要研究對于面向家長的教程。要全面落實教育部的這個通知，出臺具體可行的方案，盡快推廣。”于欣偉說。

　　胡衛表示，中國防性侵教育非常缺乏，要進學校、進課堂、進教材，要有一支合格的專業師資隊伍來承擔這方面的工作。志愿者要在這方面發揮作用，到農村、社區去，和當地教育部門一起推動這項工作。

　　實際上，家長們也對此很期待。在“女童保護”調查的16152位家長中，有98.71%的家長支持學校對孩子進行性教育、防性侵安全教育，有94.03%的家長支持公益組織進校園開展相關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