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在于書本，在于課堂，更在于天地間。

　　古人讀書，在課堂，也在天地間。

　　為了這個“天地間”，他們紛紛走出家門，開始了艱苦而又充盈的“游學”。

　　我國古代很早就出現“游學”二字。《史記·春申君列傳》稱：“游學博聞，蓋謂其因游學所以能博聞也。”《北史·樊深傳》中也有“游學于汾晉間，習天文及算歷之術”的記載。在中國古代，很多名人都有“游學”經歷，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即是古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一旦遠游學，如舟涉江湖。古代游學標志性人物是先秦時期的孔子，可以說孔子開了中國游學風氣之先。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周游各諸侯國長達14年之久，一生遍及衛、陳、魯、宋、鄭、蔡、楚諸國。不只孔子，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無一不是在游學中成長，如墨子、莊子、孫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任誰都是震爍古今的悠悠游士。

　　秦之后，游學之風不減。司馬遷20歲即開始遠游各地名山大川，從當時的京城長安出發，出武關（今陜西商州區東），經南陽，在南郡（湖北江陵）渡江，抵達長沙，來到屈原自盡的汨羅江江邊，憑吊詩人……歷時數年，把大半個中國都游遍了，積累了豐富的素材，為《史記》的創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到了唐代，李白動輒“仰天大笑出門去”。與李白一樣聞名的杜甫，看似清苦，可也經常“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明朝的徐霞客，更是把游歷當做生活方式，寫就了名傳千古的《徐霞客游記》。當代學者、作家余秋雨，游而學之，寫出憑借山水風物來尋求文化靈魂和人生真諦的散文集《文化苦旅》。

　　可以說，他們的“游”，就是“學”。天地之間，只是課堂、書院的延伸；所遇之人、之物、之事，都是賦予他們學識與智慧的獨特的老師。

　　現在，交通條件大幅改善，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不再是用雙腳丈量大地的苦旅，也不是乘轔轔之車徐徐而行的慢生活，而是在高鐵或飛機上，千里萬里轉瞬即至的零距離。這樣的旅途少了許多樂趣，也少了許多增長知識與智慧的機遇。但并不表示學生們就只能坐困課堂，踟躕于書本間。畢竟，沒有旅途，還有目的地。

　　因此，從“游”到“研”，應該是現代中小學生學習的另一途徑。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說：“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沒有生活做中心的學校是死學校。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書本是死書本。”這樣重要的生活，在于書本，在于課堂，更在于天地間。

　　最近，筆者與江西的一群中學生開展了一次研學活動，就深切地感知到研學的必要性。在南昌軍事主題公園（軍事裝備展示中心），當學生們看到昂首欲飛的“轟六”轟炸機時，現場問帶隊老師：“飛機為什么能飛？”相信他們以后在課堂上學習此類知識時，一定會更加聚精會神；在湯顯祖紀念館，當講解員介紹，湯顯祖的老師羅汝芳就是南城人時，學生們一個個顯得非常驚訝，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

　　這些，課本上可以學到，但通過研學，可以學得更加深刻。因為這種知識，竟然是以這樣一種突如其來的方式撞擊著自己的大腦和心靈。這是走出從“學校到學校”、從“課堂到課堂”的封閉圈，不斷地拓展教育邊界的一種教育成果。

　　不過，對于中小學生研學，筆者有兩個“關鍵詞”不吐不快。第一個“關鍵詞”是“預習”，即充分做好研學的準備，尤其是知識上的準備。以“有備”之姿態，行“研學”之過程，才不至于知識如“穿堂風”般瞬間而過，除了幾張照片，什么都沒在腦子里留下。

　　第二個“關鍵詞”是“復習”，即要求學生研學之后，做一些簡單而又必要的總結，此次研學過程中，看到了什么，聽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要能說出個一二三四。哪怕這些個一二三四，只是腦洞大開，只是奇思怪想，也比什么都抓不住、摸不著的好。

　　從“游學”到“研學”，是一條線，一條由古至今的教育傳承之線；也是一種變，一種與時俱進的教育應時之變。（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揭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