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四年深耕細作，率全國之先以四條路徑構建“青年文藝家培養計劃”——上海以長效機制淬煉“德藝雙馨”青年文藝人才

　　■四年多以來，“上海青年文藝家培養計劃”不僅讓入選的43位青年文藝家受惠成長并通過他們實現示范引領，同時為各個院團、機構培養青年人才提供了可參考、可復制、可推廣的方案，實現人才培養溢出效應，為繁榮上海文學藝術的明天，打下堅實的人才隊伍基礎

　　2014年10月15日，這是一個全國文學藝術界激動人心的日子，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為新時代文藝發展指明方向。對于上海文藝工作者來說，這一天更是“喜上加喜”——“上海文學藝術獎”時隔12年重啟；而與表彰突出貢獻的名家大家評選一起公布的，是名為“上海青年文藝家培養計劃”（以下簡稱“培養計劃”）的項目。

　　習總書記在座談會上指出，繁榮文藝創作、推動文藝創新，必須有大批德藝雙馨的文藝名家。要把文藝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各領域文藝領軍人物，建設一支宏大的文藝人才隊伍。而“培養計劃”從機制體系的頂層設計出發，成為上海貫徹落實總書記講話精神的一項重要舉措。“培養計劃”以德藝雙馨為目標，通過搭建平臺、導師帶教、經費配套，由市委宣傳部、培養對象上級單位、所在單位共同制定“一人一策”的專屬培養方案，全面提升青年文藝人才的素養，鼓勵他們發揮創新創造意識，打造為人民抒寫、為時代立傳的精品力作。四年時間，43位文學、戲劇戲曲、影視、美術、音樂舞蹈界遴選而出的青年文藝人才，成長迅速，不少已經成為當之無愧的“青年文藝家”。

　　將青年文藝人才納入系統培養，為他們制定長效、精準的培養方案，并在他們的文藝創作實踐中給予資金、平臺、資源等一系列實實在在的資助扶持，這在國內尚屬首創，因而得到業界的高度評價。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仲呈祥認為：“針對青年文藝人才制定如此精細完善的培養計劃，把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與體驗井岡山精神作為重要內容，是歷史與現實的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這樣的機制探索對德藝雙馨文藝家的培養扶植，對推出無愧于民族、無愧于時代的文藝精品，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和借鑒價值。”

　　四年多以來，“培養計劃”不僅讓入選的43位青年文藝家受惠成長并通過他們實現示范引領；同時，在各個院團、機構實踐中，“培養計劃”成為培養青年人才可參考、可復制、可推廣的方案，實現人才培養的溢出效應，為繁榮上海文學藝術的明天，打下堅實的人才隊伍基礎。

　　將“藝德”培養作為文藝人才培養的生命線

　　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文藝是給人以價值引導、精神引領、審美啟迪的，藝術家自身的思想水平、業務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43位培養對象入選時盡管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可他們身上也有著青年文藝工作者普遍存在的“共性不足”，比如對于我國歷史、黨的歷史和宗旨認識不足，對黨加強文藝工作的領導認識不深，對藝術的人民性認識不深，堅持為人民而創作的自覺性不夠，對文藝工作者的地位作用認識不足，自我修養的自覺性不夠等。而這些都指向同一個關鍵詞——藝德。

　　過去，在青年文藝人才的培養中，盡管重視藝德方面的教育，但由于缺乏標準和系統課程，很難納入最終考核。為此，“培養計劃”根據習總書記對于文藝工作者的要求，制定“藝德”的五條標準，即“心系人民，弘揚正氣；淡泊名利，厚德載物；虛懷若谷，謙遜好學；勇于創新，精益求精；言行如一，為人師表”。在四年多的實施中，市委宣傳部分別于2016年和2018年組織“學習總書記講話，體驗井岡山精神”“增強藝德修養，學習紅旗渠精神”兩個專題研修班，以現場教學、理論學習、學員交流等多種方式增強青年文藝家對黨的認識和感情，牢記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平時，則將五條“藝德”具體化，利用各種形式和機會，分析“德”與“藝”的關系，闡述“德”的重要性，反復講“德有多高，藝才能多高”的定律，強調修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并以此適時點評每個培養對象的言行。

　　不管是重走紅軍“挑糧小道”，登上“八角樓”，還是身臨紅旗渠這一條“人工天河”，共產黨一路走來艱苦卓絕的光輝歷程，深深感動并影響著青年文藝家。上海愛樂樂團副團長、青年指揮張亮等不及回到上海，就聯系了駐團90后作曲家龔天鵬，計劃以交響樂的形式展現共產黨員帶領人民群眾修建紅旗渠的偉大奇跡。這一創意已納入兩人2019—2020年的藝術創排計劃。上海歌劇院舞蹈演員宋潔則在參加2018年紅旗渠的研習班后，又自發前往云南西雙版納州勐海縣打落鎮的兩所小學義務支教，幫助師生一起準備潑水節晚會節目，讓邊遠山區的少數民族孩子充分感受到專業舞蹈的藝術魅力。四年多來，她堅持普及高雅藝術、回饋人民，而支教也成為她進社區、進校園舉辦“首席帶你領略舞蹈的魅力”專題藝術講座的一次延伸。上海尚世影業有限公司制作人崔軼更是在“培養計劃”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說：“從沒有信仰到有信仰，讓我有了創作目標的源頭動力，時時刻刻關注民生、扎根生活，這是我四年來最大的收獲。”

　　明確政治站位、提升思想境界，最終要落實到文藝創作之中。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田蕤四年多來，不僅用《共和國掌柜》《大清相國》《老大》等作品的130多場演出實踐給出回應；也在“培養計劃”期間，完成了他的碩士畢業論文——《論導演藝術中的社會責任感》，以理論方式回應。而相比于其他科班出身并依靠國有文藝院團引導扶持的培養對象，網絡作家王小磊感慨于自己過去作為網絡寫手“個體戶”的茫然與封閉。他十分感性地說：“正是這四年多的‘培養計劃’，讓我從‘一個人的孤獨世界’走出來，融入到我們文藝家的大家庭。”在市委宣傳部和市作協的幫助下，在與其他領域青年文藝家的交流中，王小磊的心靈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一改網絡文學過去“閉門造車”的習慣，在近期寫作電競題材作品時，他實地走訪電競俱樂部、采訪職業選手、主播，跟賽事主辦方溝通，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去發現“真實”。如今他身上更多了一重上海網絡作家協會副主席的身份，令他思考如何更好服務于同行，進一步推廣和提升網絡文學，體現網絡作家的社會責任。

　　注重青年文藝人才的后勁，培養大情懷大格局的藝術家

　　文學藝術創作非一蹴而就。參與“培養計劃”的導師，既不“拔苗助長”也不“刻意雕琢”，而是以服務、引導為主線，營造青年文藝家志存高遠，當“領跑者”、出“傳世之作”的濃厚氛圍。也就是這樣一種基調，讓他們在四年間的傳承發展與創新創造更有活力，獲得80余次省部級以上甚至國際專業獎項，12人入選國家及上海市人才培養類計劃，15人獲國家及上海市榮譽稱號。

　　致力于兒童文學創作的作家殷健靈在四年多里出版書籍60余種，其中新作長篇散文《愛——外婆和我》獲中國兒童文學最高獎——第十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她說：“‘培養計劃’讓我對自己創作的深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誰說兒童文學不能向歷史縱深處開掘？得益于“培養計劃”提供的“下生活”資金支持，殷健靈完成了非虛構新作《訪問童年》，采訪了50多名從12歲到96歲中國人的童年。“哪怕是兒童文學，也是和時代、國家、民族和歷史緊密相連的，只要用孩子樂于接受的審美方式，一樣能夠反映中國時代變遷和個人心靈史。”另一位80后作家張怡微同樣筆耕不輟，其長篇小說《細民盛宴》實踐著她的文學觀——“好的文學作品并不是靠華麗的辭藻打動人，而是靠文字本身對人的震撼力和對社會的影響力。”

　　亮眼的成績單上還包括：上海芭蕾舞團首席演員吳虎生領銜芭蕾舞劇《簡·愛》《哈姆雷特》獲頒中國舞蹈界最高獎“荷花獎”，他本人也獲得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獎主角獎等諸多榮譽。在鋼琴家孫穎迪、小提琴家王之炅等青年文藝家過去幾年的海內外名家名團合作名單之中，俄羅斯馬林斯基交響樂團、指揮大師瓦勒里·捷吉耶夫、英國倫敦交響樂團、英國愛樂樂團赫然在列。不少名團大師把與中國演奏家首次合作或是自己作品的首演交到他們手中。鋼琴家宋思衡則將工作重心集中在多媒體等高新技術與鋼琴演奏的融合探索中，他的音樂會在全國巡演市場反饋熱烈，已成為頗有知名度的文化演出品牌。

　　在為青年文藝家提供專業展示、提升的平臺同時，“培養計劃”尤其注重培養青年文藝家的后勁。在入選“培養計劃”之初，不少培養對象已經在行業里有了突出成績，如何讓他們“更上一層樓”，以大情懷大格局，拓寬藝術視野，不斷積淀自己的文化素養，成為“培養計劃”對于青年文藝家更進一步的要求。

　　在采訪中，不少培養對象都提到了“培養計劃”定期組織的青年文藝家主題沙龍。沙龍每次由兩三位青年文藝家結合自身專業的基本概念、發展脈絡以及個人實踐感悟進行主講。四年多來20多期沙龍不僅促進了藝術家的交流、拓寬了藝術視野，更促成了一些“跨界合作”。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常務副主任毛冬華與另一位培養對象、上海民族樂團團長羅小慈實現“跨界合作”：在2017年首演的民族音樂會《上海奧德賽·外灘故事》之中，毛冬華的作品《外灘心影》成為音樂會的主要視覺呈現之一，成為外灘主題當代繪畫與民樂的首次結合。而《外灘心影》正是在“培養計劃”支持下，她于2017年在劉海粟美術館舉辦的《外灘心影——毛冬華水墨作品展》中的作品。

　　入選“培養計劃”時就已擔任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院長的袁筱一，在翻譯領域勤勉而高產。她說：“正是‘培養計劃’的學習和系統的理論思考使得我明白，我最重要的崗位與職責是教書育人，而只要社會需要，其他工作也責無旁貸。”四年期間，她在翻譯專業上依舊成績突出——出版《溫柔之歌》《風格練習》等八部譯作。同時，她也不忘初心，承擔大量本科生、研究生課程。更進一步，她思考著如何在世界文學的框架下確立中國文學的存在，服務于“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發展戰略。

　　將“一團一策”與“一人一策”有機結合，四條路徑同時滲透

　　“培養計劃”不僅成為各院團機構培養青年領軍人物的重要抓手，也與“一團一策”深化國有文藝院團改革、高校學術人才培養項目等有機結合，實現四條路徑同時滲透，在打造青年文藝人才整體隊伍時“舉一反三”，放大人才培養機制的輻射效應，讓更多青年文藝人才受益，多層次打造推動上海文藝繁榮的人才梯隊。

　　第一條路徑是“培養計劃”與“藝銜制”的結合。上海歌舞團黨總支書記、副團長劉奎麗介紹，結合朱潔靜的青年文藝家培養方案，歌舞團進一步發揮朱潔靜在德和藝等方面的示范引領作用，結合舞蹈演員“藝銜制”，帶動30余人的“藝銜”隊伍整體提升，而全體“藝銜”的進步，又引領著全團70余名舞蹈演員，實現了人才培養工作的可持續發展。朱潔靜與另一位長年擔任首席的男演員王佳俊在2018年共同獲得“榮典·首席”這一稱號，正是他們在青年演員中的榜樣效應，連同其他四位首席協力帶領，才有了獲得“文華大獎”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里個性鮮明的時代群像。

　　第二條路徑是“培養計劃”與“學館制”的結合。上海戲曲藝術中心總裁、上海昆劇團團長谷好好介紹，上海昆劇團“學館制”重點面向“昆四班”“昆五班”這批80后、90后青年演員，邀請全國知名戲曲表演藝術家，完成三年傳承八部大戲100出折子戲的目標。“培養計劃”入選的昆曲演員黎安等“昆三班”演員也主動參與，在演出《景陽鐘》《浣紗記傳奇》等一系列新編、原創大戲的同時，不忘向老藝術家學習《獅吼記》等傳統戲。這種做法無形間為師弟師妹樹立了傳承榜樣。

　　第三條路徑是“培養計劃”與“工作室”“項目制”的結合。上海京劇院將“培養計劃”所采用的“一人一策”，輻射到名角新秀的打造上，在與史依弘、王珮瑜、李軍、傅希如、藍天等一眾演員的個人工作室合作中，充分調動社會資源壯大京劇創作演出制作隊伍，激活市場活力。創新機制為藝術創想松綁，通過合作，既激發了藝術家的創造活力，也拓展了演出市場。上海京劇院院長張帆介紹，入選“培養計劃”的京劇坤生王珮瑜把骨子老戲的傳承與京劇新媒體的傳播相結合，以綜藝、漫畫等多種形式為京劇成功“圈粉”大量年輕觀眾。傅希如在四年多里陸續參與《春秋二胥》《浴火黎明》《貞觀盛事》《廉吏于成龍》等多部新編戲的演出，塑造人物的能力得到極大提升；藍天是老戲新戲雙管齊下，尤其在上海昆劇團昆曲“臨川四夢”之一《邯鄲記》中的表現，展現戲曲院團通力培養青年人才的成果。作為入選“培養計劃”的上海民族樂團團長羅小慈，不但自己受惠于“一人一策”，還將這一做法運用到自己院團的管理之中。上海民族樂團開創性地啟動了“優秀藝術家代表作工程”長期計劃，將培養人才和推動原創有機結合，令院團在推出《海上生民樂》《共同家園》《上海奧德賽·外灘故事》等一系列大型作品的同時，也通過“項目制”推出《霸王》《中流砥柱》《脫穎而出》等演出。

　　第四條路徑是將“培養計劃”與高校學術人才培養的相關項目進行結合。入選“培養計劃”的青年文藝人才中，有相當一部分任職于上海各大高校。各高校以“培養計劃”為支點，通過各類高校學術人才項目，集中資源合力培養學術領軍人物。比如青年批評家金理在入選“培養計劃”同期，也入選復旦大學針對優秀青年學者的“卓學計劃”，以他文學批評家的身份，輻射至整個青年作家群體。尤其是在2017年10月，金理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和“培養計劃”的專項資金支持下，以召集人的身份展開以青年寫作為題的“雙城文學交流工作坊”，會議主題正切中當下文壇亟待關注的青年創作群體，引發一定的學界反響。

　　針對文藝界存在的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粗制濫造，“有高原、缺高峰”“有數量、缺質量”，一些作品庸俗、低俗、媚俗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尖銳指出最突出的問題是“浮躁”，要求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切實加強文藝人才隊伍建設，并對文藝家寄予厚望，指出文藝家自身的思想水平、業務水平、道德水平是關鍵。四年多來，上海市委宣傳部首先克服文藝人才建設上的“浮躁”，推出“上海青年文藝家培養計劃”，緊緊抓住“德藝雙馨”目標，堅持“以德為先”，將提升年輕文藝人才的素質境界、人格修為、底蘊后勁作為根本，悉心耕耘，努力探索新時代文藝人才精細化培養新路，并獲豐碩成果，是對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的認真領會和落實，在全國文藝界具有示范意義。我們有理由相信，上海在領風氣之先的同時持之以恒，就一定能使上海文藝界“后起之秀”輩出，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泉涌，根植于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之樹繁茂常青。

　　（首席記者 黃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