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琳：以有為監管塑造有效市場

　　摘要：優化交易監管的利好舉措密集出臺，是為了減少行政手段對市場交易不必要的干預，讓市場對監管有明確預期，對引導市場走勢的現實意義非同尋常。當然，減少干預不等于完全放任自流。在資本市場稽查執法、戰略性發展規劃等領域，監管部門應發揮決定性作用，在投資者教育、風險防控等領域，監管部門可通過市場機制去引導，最終以有為的監管塑造有效的市場

　　最近，監管部門“優化交易監管”新舉措不斷。先是并購重組“小額快速”審核機制實施，接著證券交易所表態不再采用“窗口指導”，隨后被稱為“史上最嚴停復牌制度”發布實施，監管部門還首次召開證券基金行業首席經濟學家座談會……這些優化交易監管的利好舉措密集出臺，是為了減少行政手段對市場交易不必要的干預，讓市場對監管有明確預期，對引導市場走勢的現實意義非同尋常。

　　決定股市走勢的直接動因是買賣雙方的力量對比，股票供不應求則股價上漲，反之則下跌。影響這種供求關系主要有基本面、資金面、情緒面三方面因素，而政策措施特別是靈活度較高的行政手段直接作用于這三大因素，成為短期內市場漲落的最重要“推手”之一。特別是在制度體系處于成長階段的新興市場，行政干預的作用往往立竿見影，頗受監管者青睞。

　　這是因為：一方面，行政手段直接對企業發展預期、并購重組前景、融資方式等方方面面發揮效力，影響企業的基本面、資金面的未來走向；另一方面，證券行政稽查系統貫穿新股發行、退市、集中競價等市場交易的各個環節，為資金劃轉的高效、信息披露的透明以及市場交易情緒的公正保駕護航，期間若出現一絲一毫的問題都將對企業、資金流和投資情緒帶來較大影響。

　　行政手段如此重要，也的確在呵護我國資本市場“三公”原則和穩定預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17年至今，中國證監會共出臺規章超過13件、規范性文件超過27件，各系統單位出臺自律規則超過100件，涉及股份減持、交易所自律、上市公司再融資、停復牌制度、退市制度等一系列市場交易制度，基本保持了市場預期平穩和正常交易。然而，必須看到有些行政手段推出過快、過密，有可能讓市場交易難以“消化”；少數行政手段盡管初心良好，但在客觀上仍可能給市場交易帶來不必要的干預；還有的行政手段推出時機、方式方法考慮不夠充分，無法發出明確的投資指向，影響了市場交易情緒和預期，甚至帶來交易風險。

　　減少行政手段對市場交易的不必要干預，讓市場對監管有明確預期，既要重視行政手段應有的重要作用，又要清醒地認識到進一步優化交易監管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一是要發揮好行政監管的作用。不宜簡單地、頻繁地下達或更改行政命令，不能對各個“市場漏洞”一堵了之，同時要避免對企業事無巨細地“保姆式監管”。應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用深化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投資方向，用法治規范市場行為。這里的監管時機、尺度和效果，需要監管者在資本市場長期發展的實踐中仔細品味，也需要與各類市場主體反復磨合適應。

　　二是要正確處理行政手段和法律工具的關系。減少行政干預，歸根到底還是要依仗法治化力量。行政手段固然高效、靈活、成本較低，但其規范性不如法律法規長久。在資本市場健康發展過程中，要避免過度行政干預，更好地發揮法律法規作用，給市場相對明確的政策預期。

　　三是厘清行政手段和市場規則的界限，掌握好“三個清單”。即政府要拿出“權力清單”，明確行政部門該做什么，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給出“負面清單”，明確企業不該干什么，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理出“責任清單”，明確政府怎么管市場，做到“法定責任必須為”。

　　當然，減少干預不等于完全放任自流。面對市場的一些問題，監管部門不該袖手旁觀。在資本市場稽查執法、戰略性發展規劃等領域，監管部門應發揮決定性作用，在投資者教育、風險防控等領域，監管部門可通過市場機制去引導，但要時刻掌控方向，避免投資者走上歪路、邪路，最終以有為的監管塑造有效的市場。（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周琳）